我国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具有深远的实践意义

　　近年来，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思潮兴起给缓慢复苏的世界经济带来诸多的不确定性，给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带来不可忽视的外部压力。在这种背景下，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建立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重大决策，是新时代探索新方法、扩大新开放的战略举措，是推动形成我国新时代高水平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有力抓手。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顺应经济全球化新趋势的需要。我国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是积极应对国际经济新格局的重要举措，能够加快人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流动和高效配置，激活企业发展活力，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自由化，有利于我国步入经济全球化。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进行制度创新、主动对接高标准贸易投资规则的需要。以我国首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为例，国家对其要求和定位为：“继续积极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探索不停步、深耕试验区”，深化完善以负面清单管理为核心的投资管理制度、以贸易便利化为重点的贸易监管制度、以资本项目可兑换和金融服务业开放为目标的金融创新制度、以政府职能转变为核心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形成与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创新体系。可见，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立是主动对接高标准贸易投资规则、融入国际经济新格局的需要。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服务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当前，我国经济进入增速换挡的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改革的重点转移到包括制度供给的层面上来，将经济的发展转移到包括制度创新在内的创新驱动上来。“简政减税降费”即是从制度层面上为优化企业经营环境进行的制度创新。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内创新制度的各种措施正是围绕优化营商环境、降低交易成本的做法。2019年7月商务部公布的自由贸易试验区第三批31个“最佳实践案例”就基本涵盖了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所评估考察的大多数指标。通过这些制度创新案例的推广，能够更好地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示范引领作用，带动优化营商环境，服务我国经济增长。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参与全球治理的需要。我国积极承担大国责任，参与全球治理，推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自由贸易试验区战略。自由贸易试验区一方面在投资便利化规则等制度创新层面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另一方面直接在功能定位上助推“一带一路”建设。河南、陕西、云南等省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凭借区位优势直接对接“一带一路”建设，河南省主要是落实中央关于加快建设贯通南北、连接东西的现代立体交通体系和现代物流体系的要求，着力建设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的现代综合交通枢纽。陕西省主要是落实中央关于更好发挥“一带一路”建设对西部大开发带动作用、加大西部地区门户城市开放力度的要求，打造内陆型改革开放新高地，探索内陆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合作和人文交流新模式。云南省则是着力打造“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互联互通的重要通道，建设连接南亚东南亚大通道的重要节点，推动形成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开放前沿。

　　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实践取得显著成效

　　2013年9月至2019年8月，我国分五个批次批准设立了共18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形成了东西南北中协调、陆海统筹，沿海省份全为自贸区的开放态势，推动形成了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新格局。《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报告（2019）》显示：五年来，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各项试验任务落实良好，总体上实现了战略定位和发展定位。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进入了全新发展阶段。

　　在制度创新探索上，我国各自由贸易试验区形成了一大批制度创新成果推广至全国，发挥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试验田”作用。商务部2019年7月份发布的数据显示，近6年来，我国前3批共11个自贸区形成的包括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等在内的202项制度创新成果得到了复制推广，实现了以局部突破带动全局发展，推动了贸易、投资、金融等领域管理制度的进一步优化和开放水平的不断提高，带动了全国范围内营商环境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水平的持续进步。截至目前，2018年10月批准建设的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也分四批共发布了30余项制度创新成果案例。

　　在服务经济增长方面，我国自贸试验区吸收外资持续保持高速增长。有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底，我国前三批共11个自贸试验区累计新设立企业61万家，其中外资企业3.4万家，自贸区以不到全国万分之二的面积，吸引了12%的外资，创造了12%的进出口。2019年上半年，我国前四批共12个自贸试验区吸引外商实际投资近700亿人民币，占全国比重达14%左右，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20.1%，较全国高近13个百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