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的制度体系更加完善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治理制度体系不断完善，社会治理效能不断提升。从党的十八大提出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我国社会体制建设实现了从“管理”到“治理”的根本性变革。从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到党的十九大立足“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关系到我国社会体制改革方方面面的四梁八柱不断搭建，社会治理制度的系统性规范性科学性水平不断提高。

　　全会着力于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社会治理制度体系，在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民主协商、科技支撑两个方面的新内容，将社会治理社会化和智能化提升到新的高度。同时，在党的十九大确定的民生保障和社会治理的制度框架内，全会在就业、教育、社保、脱贫攻坚、医疗、社会治理、国家安全等七个方面，制度设计更加精细化精准化人性化，例如首次提出要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完善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有效机制等多方面制度建设新任务。

　　社会治理的制度要求更加清晰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基石，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随着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一个百年目标窗口期的临近，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三步走”战略，明确到2035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围绕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部署，全会在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坚持人人尽责、人人享有”“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分、更有保障、更可持续”的治理要求基础上，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新的更高的目标。

　　本次全会在社会治理制度要求上有四个突出的新变化。一是首次提出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有效机制，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努力将矛盾化解在基层新的制度要求。二是围绕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的制度目标，首次提出“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三治”目标从乡村扩大到城乡，“治理”和“服务”同步下移，城市市域治理成为基层治理现代化的突破口和排头兵。三是首次将“加强边疆治理，推进兴边富民”纳入到新时代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总体战略布局中，凸显了边疆治理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中的重大战略意义。四是基于新形势下我国面临的国内外风险挑战的增多，全会对国家安全体制机制建设目标更加细化，在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国家安全风险研判、防控协同、防范化解机制等方面提出了许多新的更高的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全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必须在党的全面集中领导下科学谋划、精心组织、整体推进。社会治理连接着国家与基层民众，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和依托，涉及国家与社会、政府与群众、中央和地方等多方面关系的正确处理。因此，社会治理从本质上说就是做群众工作，必须坚持社会治理为人民，在社会治理中贯彻好党的群众路线，创新组织群众发动群众的机制，创新为民谋利为民办事为民解忧的机制，使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提高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的治理优势。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具体实践中，不仅要加强和完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而且更要着力提高社会治理制度的执行力。按照全会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要切实强化制度意识，带头维护制度权威，做制度执行的表率，带动全党全社会形成自觉尊崇制度严格执行制度坚决维护制度的良好氛围。

　　（责任编辑 李建宏）  

　　作者 李 诚 中共云南省委党校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

原载2019年《社会主义论坛》第12期“特别策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