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批总称为《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电影》的影片，震惊了当时世界学术界和影视界，被誉为“中国影视人类学的开山之作”。1988年7月，在原南斯拉夫举行的第十二届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大会上,放映了《佤族》《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两部影片的录像,受到了与会专家学者的好评。1989年5月,在德国举行的“人种与第三世界”电视研讨会上,放映了《独龙族》《佤族》《苦聪人》等影片,会后又到西柏林“世界文化之家”展映,均受到各国学者的赞誉。1990年秋，德国哥廷根科学电影研究所经过重新编辑，向欧洲观众播放了这批影片，在西方产生了巨大反响。1997年5月，在芬兰举行的国际人类学电影节上，《佤族》《苦聪人》等影片参加了展映。2001年10月，德国莱比锡市举办“四十五年前的中国民族志纪录片回顾展映交流”，《独龙族》《鄂伦春族》《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三部影片又作为开场影片放映。这些影片生动地记录和展现了云南各少数民族民主改革前的历史风貌和不同社会形态，这在中外电影发展史上也属首创。

谭碧波编撰的《边疆民族纪实》以及其他民族志电影脚本，因其具有开山之作的重要价值，故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云南民族社会历史纪录片脚本汇编》为书名，于2005年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发行。著名学者刘达成在《独具魅力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兼论中国影视人类学电影》中说：“从1957年至1966年期间，在全国共摄制完成了16个民族22部123本运用电影手段，系统记录、复现各少数民族民主改革前的历史和不同的社会形态，这在中外电影发展史上也属首创。它不仅以‘凝固的历史’手法，把民主改革前各兄弟民族多种典型珍贵的各类社会形态、生产生活方式、婚丧礼仪习俗、文化艺术风貌等, 科学系统地拍摄记录下来, 成为今天我国乃至世界民族文化宝库中不可多得和不能再复得的历史瑰宝,而且也为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增添了又一新品种，成为我国电影发展史上独具魅力的艺术奇葩。”

这批影片具有十分珍贵的纪实性和科学性相结合的学术价值，为我国电影发展史提供了不可复得的生动逼真的科学形象资料和为其他片种难以取代的历史功绩。譬如其中的《佤族》这部影片，除如实纪录了云南西盟山佤族从原始社会末期向阶级社会过渡的情况，拍摄了“窝郎头人”“魔巴”为主的村寨组织、部落联盟和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还对镖牛、拉木鼓、砍牛尾巴等也有反映。影片的拍摄重点是佤族的原始社会形态，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进行科学剖析和历史描述,真实纪录了西盟佤族生存环境及其行为方式、社会特殊习俗,现实生活中人和物的空间状貌及其流动演变形态。

这批影片具有的独特性质和鲜明特征，使其具备了可供人类学学科研究的重大价值。影片中反映的独龙族、佤族、景颇族、苦聪人等从事的刀耕火种及采集方式，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直观印象。从这些影片中还可看到母系氏族向父系社会演变过渡中一些极为真实和珍贵的场景, 以及那些无偿借贷、以物易物乃至无言交换等原始产品交换方式，都可以为今天探索市场经济的源头找到历史佐证。景颇族的抢婚、纳西族的阿注婚和独龙族的妻姊妹婚及妇女纹面等习俗，都可以为研究原始宗教和古老婚俗等，提供十分珍贵的形象资料。随着影视人类学在我国的发展, 这些影片从各个不同侧面直接为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考古学等学科的研究和教学，提供了形象直观、极有学术价值的科学资料。这批电影所创造和遵循的基本原则，为我国影视人类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首先是深入生活原则——这是上世纪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成果之一。如果没有调查人员较长时间深入村寨人家细致调查，就难以产生这批电影；如果不了解和熟悉各民族的生存状态和文化内核，也不可能拍好呈现该民族的电影。从谭碧波等人的经历看，他们这辈人为中国影视人类学的首要原则打下了基础。

第二是真实性原则——就像新闻缺乏真实性就没有公信力一样，纪实电影如果不坚持真实性原则就没有科学性。从第一批涉及云南的6部民族志电影来看，影视人类学影片必须做到真实，才能揭示客观事物固有的面貌，也才具有保存和研究的不衰价值。

第三是尊重拍摄对象的原则——影视工作者的职业道德要求必须尊重拍摄对象的风俗、习惯、文化及其意愿。谭碧波在回忆录中记述了1958年后去佤山拍摄影片的过程。无论拍摄哪个民族，摄制组都要进行艰苦细致的工作，直至做通思想工作才能开拍。

第四是完整性原则——正如谭碧波所说，“我们要拍的科学纪录片，是要全面反映佤族的社会历史，以及宗教信仰、传统习俗，所有保留下来的原始的东西都是我们要拍摄的内容”。相对完整地记录一个事件、一个人物、一个民族或者一种生活形态，尽可能全面系统地占有材料，尽量交待清楚来龙去脉, 这也是6部民族志电影所追求的一个重要原则。

早自20世纪50年代，我国尤其是云南省以电影手段记录少数民族的社会文化状况，制作具有人类学或民族学性质的影片资料，这是我国影视人类学学科的肇始。而谭碧波等人投身拍摄云南民族社会历史纪录片，并在此过程中形成和遵循了拍摄工作的基本原则，创造了鲜明特征和独特性质，使其具有直至今天，都是我国乃至世界民族文化宝库中不可多得，不能再复得的历史瑰宝的重大价值。

（责任编辑 杨文江）

作者 何 侃 云南日报报业集团原总编辑

何守伦 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授

原载2019年《社会主义论坛》第6期“发现•求证•争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