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碧波先生是云南文坛老将，经历了国统区、解放区、新中国各区域各阶段的中国文坛。谭碧波有幸在革命圣地延安聆听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一生的文艺创作思想和精深的创作实践均源于此。“文坛三朝百岁翁，谭思寻源延安颂；碧水千里总朝东，波涛汹涌善度终。”2017年10月25日，谭碧波先生在昆明离世，享年105岁。

据谭碧波回忆录《峥嵘岁月》记载，少年时他是封建家庭的少爷，从小就入私塾接受传统儒学教育，1929年他17岁时接受父母之命娶妻成家，1932年考入丽江中学读高中。他的结发妻子毛玉昆，美丽、温柔、勤劳和善良，在20世纪30年代的封建家庭里做着一个忍辱负重、谨小慎微的小媳妇，而此时在丽江就读云南省立第三中学的谭碧波，开始接触到了“五四”新文化、新思潮的启蒙，民主、自由、博爱、平等的思想使他同情妻子的处境，总梦想着与妻子一起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远走高飞。可是残酷的现实却粉碎了他的所有希望，年轻的妻子在封建家长制的重压，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毛玉昆的死，激发了谭碧波反抗封建礼教的意识，唤醒了他奔向崭新世界的强烈愿望。

1934年,在一个春寒料峭的早晨，21岁的谭碧波带着妻子生前为他做的一双布底鞋，悄然离开了那个封建大家庭。他只带了一锭岳父送他的细丝纹银，从永胜绕道而行到大理走了7天，从大理到昆明又走了12天。滚滚金沙江、一座座大山，土匪抢劫的关隘，没有阻止住一个青年寻找光明的脚步。在经过禄丰的马路上，他第一次见到了奔驰的汽车，强烈的工业文明和新世界气息使他兴奋不已。

1934年，谭碧波毅然走出云南，经几年辗转，从昆明到香港再到上海，从南京、徐州再到武汉，在南京参加国民党军，在军中发现腐败，于是下决心脱离。1936年，红军长征路过甘肃天水，谭碧波打算投奔红军，终因关口检查严密而受阻，不得已再去南京。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谭碧波走上山西抗战前线，进入民族革命大学。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他在第二战区长官部随部工作团做抗日救国宣传工作。但“晋西事变”爆发，阎锡山掀起“反共”高潮，谭碧波产生了去延安念头。

1940年春，谭碧波终于到了延安，置身延安朝气蓬勃、热火朝天的革命氛围，他觉得真正寻找到了人生的归宿。在延安，谭碧波当过学生，开过荒，种过地，演过《中国魂》《穷人根》等剧目；在西北文工团、陕甘宁边区，他以戏剧指导的身份从事文艺工作，进行戏剧创作。他导演过《塞上风云》等剧，唱过《黄河大合唱》，写过秧歌剧，任过文工团副团长、团长，在陕北公学、中央党校学习，亲历了延安文艺座谈会。

1950年秋，上级委派谭碧波回云南筹建省文联，被安排到省文联任副秘书长，不久改任秘书长。他和省文联筹委会副主任陆万美一起，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广泛团结云南文艺界人士，在百废待兴的云南创建了省文联，为云南文艺走向繁荣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1978年5月，云南省第三届文代会在昆明举行，省文联及其所属省作协、省剧协、省音协、省美协同时恢复。

谭碧波多才多艺，德艺双馨，一生著述颇多，出版了《谭碧波戏剧创作选》《泸沽湖之秘》《和平年代》《蔡锷》等剧作，还出版回忆录《峥嵘岁月》《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云南民族社会历史纪录片脚本汇编》等作品，被授予戏剧艺术家、民族学家、中国影视人类学奠基人等称号。他创作的剧本《蔡锷》，经过 3年的编排，改名为《护国忠魂》，在护国首义100周年时搬上舞台。

20世纪50年代，谭碧波参加了全国少数民族大调查，与费孝通、林耀华、杨堃、方国瑜等人一起，组织众多专家学者深入边疆民族地区，为少数民族群众做好事，与少数民族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交朋友，取得信任后开展民族调查工作。谭碧波在回忆录《峥嵘岁月》中说：“1956年7月，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民委，组织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来云南调查，云南也抽调大批干部参加。我想在民族众多的云南工作，必须要了解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要进行创作，反映各民族的面貌也必须要了解云南的少数民族，于是我参加了这个调查组。”

当时，谭碧波担任了一个调查组的组长，深入到德宏对景颇族进行社会历史调查。谭碧波回忆说，民族调查组的任务就是做好事、交朋友，与少数民族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给他们送去盐巴、布匹、镰刀、斧头，为他们看病，给他们送药，教他们养家畜、耕地、使用农具；还在村寨里成立了卫生所，开办了识字班，建立了学校等等。经过深入细致地疏通交流，少数民族同胞了解到“新汉人”共产党确实与“旧汉人”国民党不一样，这才打开寨门迎接调查组，调查人员才能深入村寨人家开展田野调查。

谭碧波带领的调查组，开展了德宏州遮放西山的弄丙、遮放东山的弄丘、陇川的邦瓦、盈江的邦瓦、瑞丽的雷弄等村寨的调查。谭碧波回忆说：“我在景颇山上呆了几个月，跟景颇人交了朋友，带着一队知识分子（调查员）满山遍野跑。通过实地调查，我们对尚处在原始社会末期的景颇族有了进一步了解。”“我们调查是从经济基础入手，调查土地占有情况、土地分配制度、土地关系、剥削关系、阶级分化情况，然后调查上层建筑、山官制度、宗教信仰、习惯法律、婚姻制度以及风俗习惯等等。”调查的初步结论是:几个点都是保留原始社会形态较浓厚的地区，但是由于受汉族、傣族的影响，发展也不平衡，景颇人（载佤）集中的中心区保持原始形态的东西很多，阶级分化不明显；受汉族影响大的地区则已经有了阶级分化，已经有了土地私有制观念，有向地主经济发展的萌芽。

谭碧波回忆说：“经过9个月的调查以后回到昆明，我们写出了十几万字的调查报告，对景颇族的社会性质、历史及发展情况有了一个统一的看法。”如此这般，所有调查组完成调查后，参加调查工作的众多专家学者、民族工作者都写出了所调查民族的调查报告。民族大调查结束后的若干年内，云南省的民族工作者们以23个少数民族为题材，撰写了数百万字的调查报告，使人口较多的民族有了自己的民族史和民族志，一些人口较少的民族也有了民族史志合编。这批调查成果，不仅对中央和云南省制定边疆民族地区政策提供了较为可靠的依据，而且也为云南边疆民族社会历史发展留下了难能可贵的史料。

就谭碧波本人而言，参加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为他以后从事影视人类学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谭碧波执笔写了全国第一个民族志电影脚本《边疆民族纪实》。后来这批总称为《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电影》的影片，又被称为“中国影视人类学”“民族学电影”或“民族志影片”，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从1957年到1966年共拍摄了16个少数民族的22部民族志影片。它们记录了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一些少数民族的生活状态，包括生产、节庆、婚葬、建筑等，是后人研究这些民族的珍贵资料。第一批涉及云南的《佤族原始社会》《独龙族原始社会》《景颇族原始社会末期》《苦聪人野居原始家族公社》《西双版纳傣族农奴制社会》《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等6部民族志电影，谭碧波撰写文学剧本或负责组织拍摄，成为这批成果的主要创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