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艺术体系研究的学术态度

少数民族的文化是建立在这一民族共同生活习俗与文明规则的基础上，也就是“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这种民族艺术的形成是他们的信仰确立的共同的记忆，在他们生活的社会中是共同伦理的表现形式。

云南多民族以不同的文化共同存在，这是形成云南各民族文化的核心要素，如果各民族的文化呈现“同质化”，就不能称之为云南民族文化，这是重要的定位和核心要素。云南民族文化的定义在对各民族文献、历史、语言以及田野调查（不能把田野调查理解为“口述”的记录，那才是“跨出的一步”。“调查”包括研究学术的因素，那是能量的积蓄）的研究，是不能回避对民族艺术体系的学术研究。

在此不妨回顾云南大学戏剧学研究的一段历史：20世纪四五十年代，云南大学的戏剧学研究在全国高校位居翘楚。20世40年代云南大学中文系主任徐嘉瑞先生，于1948从湖南大学聘来的赵景深的得意门生叶德均先生，奠定了云南大学戏剧学的“霸主”地位。徐嘉瑞先生的《云南农村戏曲史》《金元戏曲方言考》等著作，叶德均先生的《曲品考》《曲目钩沉录》《元代曲家同姓名考》《宋元明讲唱文学》等戏曲史研究，都位于当时中国高校戏剧研究的前沿，名震教坛，享誉中国学术界。他们在课堂以18世纪法国思想家卢梭的“在实践中学习”和“在戏剧实践中学习”两个教育理念，通过戏剧的教育魅力，运用戏剧体系的文学元素渗透在戏剧文学的课堂，让学生认识人生“大舞台”，从戏剧文学的情境中感悟生活、人生和文学的关系，在生活的“大舞台”中找到人生的角色定位，从而面对将来人生的挑战。《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推进素质教育是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时代要求。”其中提出“开放特色课程”，而戏剧教学就被认为是培养学生全面素质的最好的教学手段之一。这也是徐、叶两位先生早就实践的教学手段。

在云南民族学研究领域，如果回避或放弃云南少数民族艺术体系学术研究的空间领域，就不可能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解释云南研究民族学的深度。云南不同的民族文化的艺术有不同的概念，研究必须遵照马克思对唯物史观的研究规律，要从“人的存在决定人的意识”的历史观切入。“只要知道某一民族使用什么金属——金、铜、银或铁——制造自己的武器、用具或铁——制造自己的武器，就可以臆断地确定它的文化水平。”这一理论对民族艺术研究也是对的。我们进入民族的艺术领域，一定会在民族艺术的宝库发掘民族学的“文化”研究课题的深层次思想，证明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性，并从这个“经典”发现民族学在民族艺术体系的研究中去解读“文化”的概念，会再一次找到研究的空间，这就是直觉和理性的相通。建立民族艺术体系的课题的前提，我们必须认识马克思在探索历史唯物主义过程中的学术态度，继承马克思“做学问”的科学精神，发扬独立思考的精神。

云南民族艺术体系的研究基础必须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并以不断研究、不断完善、不断追求的科学态度在研究过程中不拘于传统而有所创造，有所发展。云南少数民族艺术体系学术研究不仅是云南大学民族学的责任，而且是我们不可推卸、必须承担的沉甸甸的担子。民族艺术是在本民族生存的共同体过程中形成，这就需要联系本民族的历史中首先书写艺术的分类（指戏剧、舞蹈、音乐、美术等）历史，从历史中研究艺术体系的个性（指不同艺术类型的艺术性），从而在此基础上涉及表演学、舞台学、化妆学、美术流派等的艺术特性，从而在美学、哲学的领域进行学术阐述。与此同时，对研究的学术成果必须做好对外翻译工作，把学术论文推向世界的学术期刊，这是民族艺术体系的学术研究必不可少的过程，从而让世界了解云南民族艺术体系研究这块在世界学术舞台尚未开垦的处女地。

（责任编辑 郭笑笙）

作者 毛祥麟 云南大学《思想战线》编辑部

原载2019年《社会主义论坛》第4期“发现•求证•争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