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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俊溪 高呈驰 西南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助理
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习近平总书记就《决定》作说明时指出:“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积累了丰富经验,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这些经验深深植根于党百年来管党治党的实践探索。考察云南解放初期的廉政建设实践,有助于我们从一个边疆省份的具体个案中,理解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之初是如何以制度建设和纪律约束走好“进京赶考”之路的。
《条例》颁布的时代背景与治理实践
1950年2月初,陈赓、宋任穷等率部与中共滇桂黔边区委员会在贵州安龙会师;2月24日,陈赓在昆明庾园宣布云南解放。此时的云南是全国大陆最后解放的省份之一,地方割据势力盘根错节,多民族社会结构复杂,经济凋敝。新政权面临的不仅是恢复生产、征粮剿匪的繁重任务,更是如何防止干部在胜利面前骄傲自满、滋生腐败的严峻考验。党中央对此早有预见,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向全党敲响警钟,务必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反复强调,进城后必须用纪律约束干部。1950年5月西南局部署整风,同年11月10日,西南军政委员会颁布《西南区各级行政工作人员奖惩暂行条例》。1951年1月,云南省人民政府转发该《条例》,由主席陈赓,副主席周保中、张冲、龚自知联名签署,要求全省各级机关“自文到之日起切实遵照执行”。《条例》第一章明确立法依据为《共同纲领》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国家机关,必须厉行廉洁的、朴素的、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工作作风,严惩贪污,禁止浪费,反对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把《共同纲领》确立的临时宪法原则细化为干部奖惩的具体条文,表明新生政权从一开始就把廉洁从政作为立政之本。
《条例》对贪污腐败的规制体系
《条例》共十一条,前三款规定奖励,中间五款列举惩戒,后三款规定程序与监督,最鲜明的特点是奖惩并举、以惩促廉。奖励分为口头表扬、记功、物质奖励、升级升职四等,条件是立场坚定、坚决执行政策法令、一贯负责完成任务并起到模范作用,树立了新中国早期干部“廉”“能”并重的评价标准。惩戒层面,第五条列举六款应受罚情形,与贪污腐败直接相关的有三条:第一款,“丧失革命立场,受贿失职,利用职务陷害或欺压人民,查有实据者”;第五款,“贪污、腐化、窃用公款,或因工作不力、疏于检查,致使国家财产遭受损失或破坏者”;第六款,“遗失重要文件,暴露国家秘密,给予人民革命事业以直接或间接的损害者”。这三条规定层层递进,不仅伸手拿钱的人要受罚,因官僚主义造成国家和人民利益损失的人,同样难逃纪律追究。惩戒分劝告警告、记过、降级撤职、开除或撤职查办四等。尤为关键的是,第四条末尾规定:“如案情重大涉及犯罪行为者,送人民法院依法治罪。”这划清了行政纪律与国家法律的界限,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法制尚不健全的条件下,是相当清醒的制度安排。监督机制上,第八条规定人民、人民团体、各级政府工作人员,均有对政府任何人员提出批评告发及建议奖惩之权,任何人不得无理压制;第九条规定被惩干部对惩戒不服时得提出申诉或越级申诉,如认为处分不当应予改变或撤销,既保障人民监督,又保障干部申辩。
《条例》的历史地位与当代启示
《条例》是西南地区解放初期较早出台的一部干部奖惩法规,虽然施行时间不长,但其历史地位不可忽视:它是新中国成立初期边疆民族地区廉政建设的早期制度尝试,对稳定接管秩序、树立新政权廉洁形象发挥了重要作用;又为随后开展的“三反”运动提供了制度先声——早在1950年底,《条例》已把贪污、腐化、挪用公款列为重点打击对象,这一重点与1951年底至1952年全国“三反”运动的主题高度契合;在程序设计上,奖励靠考绩,惩戒靠程序,监督靠人民,纠错靠申诉,四个环节形成相对完整的闭环,尤其是“送人民法院依法治罪”的规定,确立了纪律与法律相衔接的原则。
今天回望这份文献,可以对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形成以下三点认识。第一,纪律规矩必须立在前面。《条例》颁布时云南刚解放不到一年,新政权首先抓的就是干部奖惩和廉洁从政,“先立规矩后办事”的自觉,正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第二,制度建设必须务实管用。《条例》没有抽象口号,每一条都针对进城后干部可能犯下的具体错误,这种问题导向、可操作的思路对今天完善党内法规体系仍有借鉴价值。第三,监督必须上下贯通。《条例》既敞开大门让人民群众监督,又与保障申诉权利并重,与今天构建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在精神实质上一脉相承。
七十多年前,陈赓、周保中、张冲、龚自知联名签署的一纸命令,纸已泛黄,印章模糊,但其所记录的中国共产党人“进京赶考”路上的清醒与坚定,至今仍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中国共产党依靠自我革命,能够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始终成为人民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本文系2025年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科普项目“云南博物馆开展党史大思政课的实践路径研究”(项目编号:SKPJ2025064)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