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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思奇学术思想的历史脉络与当代启示——纪念艾思奇诞辰116周年暨逝世60周年
发布时间:2026年11月16日 10:12:00  来源: 云南日报

  和顺艾思奇故居内的艾思奇塑像。  云南日报记者 杨峥 摄

  作者 张小龙 何茜茜 分别系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2026年是艾思奇诞辰116周年,也是逝世60周年。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教育家,他的学术生涯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紧密相连、深度交融。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在长期实践探索中,产生了郭沫若、李达、艾思奇、翦伯赞、范文澜、吕振羽、马寅初、费孝通、钱钟书等一大批名家大师,为我国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进行了开拓性努力”。2020年1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云南时强调:“艾思奇同志是党的优秀理论家和杰出理论工作者”。回顾艾思奇学术思想,对于今天建构中国特色自主知识体系,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启示。

  开拓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哲学回归日常生活

  艾思奇(1910—1966),原名李生萱,出生在云南腾冲和顺乡水碓村。其父李曰垓是著名学者,曾任云南军都督府秘书长,家学渊源深厚,尤重经世致用之学。艾思奇自幼浸润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家训之中,早年便确立了“哲学不能远离现实”的信念。他在昆明省立一中读书时受到进步教师楚图南、陈小航的影响,并结识共产党员李国柱,开始接触《共产党宣言》《新青年》等进步书刊。

  1927年、1930年,他两次东渡日本留学,系统研究自然科学与哲学,苦学德语、日语,研读大量马克思主义原著,逐步成长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毅然弃学归国,投身抗日救亡洪流。翌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开始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

  1934年,他在《读书生活》杂志连载24篇哲学文章,借生活中的生动比喻阐释唯物辩证法,这些文章后来结集为《哲学讲话》,1936年更名为《大众哲学》。这本著作开创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以最通俗的笔法、日常谈话般的体裁,让深奥的哲学原理真正走进大众视野。出版不到5个月便再版4次,新中国成立前发行达32版,总版本超过90版。李公朴盛赞道:“这本书是用最通俗的笔法,日常谈话的体裁,融化专门的理论,使大众的读者不必费很大气力就能够接受。”1936年10月22日,毛泽东致信叶剑英、刘鼎中指出:“要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例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柳湜的《街头讲话》之类。”毛泽东要求为红军购置50本《大众哲学》,作为学校和部队的教材。

  1936年,民族危机日益深重,许多热血青年虽满怀救国热情,却因缺乏科学思维工具而陷入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的迷雾。艾思奇继续沿用《大众哲学》的风格,于11月写出《思想方法论》,不仅要告诉读者“世界是什么”,更要传授一把解剖现实的“手术刀”。1937年4月,他又出版《哲学与生活》,通过哲学生活化和生活哲学化的方式,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原理,让广大人民群众容易掌握其要义,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提供了很好的范本。

  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扎根中国土壤

  1937年10月,艾思奇抵达延安。面对抗日救亡的使命与工农干部、热血青年,他敏锐地察觉到,上海时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表达,虽成功打破了哲学的神秘壁垒,却仍无法完全回应抗日战争中关于“中国向何处去”的深层问题。在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深入的哲学交谈中,艾思奇的学术视野发生了根本性转向。他意识到,哲学的任务不仅是让大众“听得懂”,更在于让理论“站得稳”。这标志着他的学术思想从“普及”走向“深化”,开启了一场从“大众化”向“中国化”的艰难跋涉。

  抗战初期,民族统一战线内部关于“何谓爱国主义”的争论异常激烈。艾思奇没有停留在口号式的宣传上,而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锐利武器,撰写了一系列重要文章为爱国主义进行深刻的哲学正名。他深刻阐明,爱国主义是历史的、具体的,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内涵。1938年,他看到一种特殊矛盾:一方面,抗战救亡的具体实际问题“逼人太紧”,似乎让哲学显得“无用”;另一方面,要真正解决中国革命的复杂问题,又一刻也离不开哲学的指导。他认为必须确立“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中国化路径,让哲学更加接近抗战的实际。他强调“理论和实际的一致和统一”,认为哲学改造世界必须要通过认识和运用客观规律来进行。

  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的革命者和进步的理论工作者已经开始探索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艾思奇深受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思想的影响。他认为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在于用马克思的科学方法来“具体地客观地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关系”,以此决定中国革命的具体任务。他严厉批判了当时叶青等人割裂理论与实践的错误观点,倡导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同时,必须认真研究中国的特殊规律。

  如果说确立“中国化”命题是艾思奇思想的骨架,那么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则丰满了其血肉。为了扫除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艾思奇在1939年发表的《怎样研究辩证法唯物论》中系统阐述了如何将辩证唯物论转化为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工具。他提出了一条清晰的“方法论路径”:从“把握观点”到“具体考察现实”,再到“引导分析”。他打破了对书本公式的迷信,强调真正的辩证法不存在于名词的推敲中,而存在于对革命实际问题的正确解决中。他将“实事求是”上升为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指出这不仅是世界观的立场,更是对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科学态度。艾思奇将唯物辩证法与党的“群众路线”进行了创造性结合。延安时期是艾思奇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阶段,他实现了从“大众化”到“中国化”的学术思想转变,从而解决中国具体的实际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艾思奇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现实化运动,把理论深深地扎根于中国土壤,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实践路径创新。

  游客参观和顺艾思奇故居。 云南日报记者 杨峥 摄

  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奠基新中国的哲学教育体系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亟须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对广大人民群众、干部和知识分子进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教育。在此时代背景下,艾思奇全身心投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活动之中,为新中国的哲学教育体系奠定基础。

  党在意识形态领域广泛开展学习社会发展史,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一系列运动。当时,一些唯心主义思想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盛行,以胡适的“实用主义”和梁漱溟的“生命派哲学”最为典型。为此,艾思奇出版了以《胡适实用主义批判》为题的论文集单行本,对胡适所宣扬的实用主义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批判,揭露了实用主义哲学的主观唯心主义实质及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对立。

  然而,要真正奠定新中国哲学教育的基石,仅有思想批判是不够的,还必须构建起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体系与教材体系。面对新中国哲学教育体系建构不够紧密、内容结构不够完整、阐述不够深刻,存在片面性、简单化的问题,编写一套既有中国特色、反映时代要求,又适宜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学习的辩证唯物主义教科书就显得十分重要、紧迫。1960年根据中央要求,由艾思奇担任主编,组织十余位哲学工作者,在六本具有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基础上,历时两年编撰,于1961年正式出版《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从此中国有了一本自己编写的、能够供全国高等院校和各级党校使用的较好的教科书,改变了过去依赖苏联教材的状况。他在1962年《关于哲学教科书的一些问题》中明确提出教科书编写的四个原则:一是编写教科书是为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基本知识;二是准确、简练地阐明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一般原理以及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发展;三是教科书应该适应它的对象;四是贯彻学术上百家争鸣的原则。据此,他构建起较完整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系统化、规范化作出了历史性的重要学术贡献。

  艾思奇学术思想的当代启示

  艾思奇已经离开我们整整60年了。这60年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开辟新境界,中国也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需要大批能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讲好的人才”,同时也要求“共产党人要把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悟马克思主义原理当作一种生活习惯、当作一种精神追求”。纵观艾思奇的一生,正是将“讲好马克思主义”与“深悟马克思主义”完美结合的典范。他学术思想的生命力并未随着时间推移而失色,反而在新时代的语境下,显现出其深邃的穿透力和旺盛的生命力。

  首先,艾思奇学术思想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方法论启示。他之所以能用“街头巷尾的语言”点燃无数青年的革命热情,根本在于真正做到了“把马克思主义从书斋里解放出来”,实现了哲学从“书斋课堂”向“人民武器”的历史性转变,这种“把大道理讲成家常话”的能力,正是其大众化思想的精髓。在当代,面对西方话语霸权的围堵、多元思想观念的激荡以及传播格局的深刻变革,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继承和发扬这种精神内核: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不能止步于象牙塔中的自说自话,更不能陷入“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困境,而必须像艾思奇那样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用鲜活的中国语言阐述深刻的理论逻辑,打破学术话语与大众话语之间的壁垒,让党的创新理论真正“飞入寻常百姓家”。

  其次,艾思奇学术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实践范本。艾思奇毕生坚守的一条主线就是“理论联系实际”,他不仅在理论上旗帜鲜明地反对教条主义,更在实践上开创性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现实化”的命题,深刻指出通俗化并不等于中国化,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特殊国情有机融合,善于在中国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正确地研究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把握中国社会的客观现实和客观规律。当前,我们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以及国内改革发展稳定的各种深层次矛盾,我们必须像艾思奇那样敢于直面中国现实、坚持问题导向,既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审视当代中国的实践,又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中汲取智慧,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最后,艾思奇学术思想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历史镜鉴。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我国哲学教育长期依赖苏联教材、缺乏自身理论话语的困境,艾思奇以极大的理论勇气和历史担当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结束了“照搬苏联教科书”的历史,并在唯物论、辩证法与认识论的体系建构中创造性地融入了毛泽东思想的精华与中国革命建设的鲜活经验,成功探索出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表述体系。这启示我们,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在于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关键在于确立文化的主体性与理论的原创性。面对西方各种社会思潮,我们必须像艾思奇那样敢于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迷思,立足中国大地、扎根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中汲取养分,系统总结中国经验,提炼标识性中国概念,构建起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真正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

  [本文系云南大学第十七届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大众哲学》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贡献研究”(项目编号:KC-252512375)的阶段性成果]

编辑:苏宇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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