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余务洪

　　好文稿和好翻译，靠的都是同一颗心：心里只有要传达的真理，没有自己。

　　“陈望道吃墨汁”的故事，常常被引为信仰与专注的典范。1920年早春，陈望道在浙江义乌分水塘村老宅翻译《共产党宣言》。夜里寒气袭人，他久坐案前，手脚冰凉发麻，仍凝神静气，斟词酌句。母亲送来粽子和红糖，可他正对着日文、英文两种文本逐字推敲，手边的墨汁是用砚台现磨的，浓黑如糖，他竟拿来蘸着粽子吃了，还连声说“甜，真甜”。这正道出了翻译此书的至高境界——去功利、去杂念、去自我，唯留心中那份对真理的敬畏与专注。

　　政研工作亦如翻译经典。我们手中的笔，就是陈望道蘸墨的笔；案头的材料与基层的声音，就是有待我们据实“翻译”的原始素材。雕琢出高质量的政研文稿，同样需要在蘸墨中经历三重淬炼。

　　蘸墨去浮名，执笔为大局。陈望道本可在书斋里从容译书，却偏要回到山村，在春寒中夜以继日。支撑他的唯有“真理的味道非常甜”。译书的初衷，不在扬名，而在传播火种。对政研人而言，“庆赏爵禄”就是文稿背后的虚名。政研室是服务党委决策的参谋机关，重要文稿署的是集体名，如果心里总惦记着“这篇稿子写好了领导会不会夸奖”“这个建议提上去能不能显水平”，笔锋就软了，格局就小了。只有不图一时之彩头，不争一己之功劳，才能写出“代党委立言”的平实与厚重。

　　蘸墨求真话，脚底有泥土。为了译得精准，陈望道还请陈独秀出面，通过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从该校图书馆借来英文本，逐字对照。译书的功夫，不在书斋，而在多文本互证、反复求索。译者笔下的“甜”，不是自说自话的顺畅，而是反复求证后的笃定。政研人写稿，若一听到不同意见就患得患失，怕得罪人、怕观点被否、怕数据“不好看”，调研就会变味。应当像陈望道对照英日文本那样，以事实校验所闻所见，只问真伪，不问毁誉。唯有走进企业车间、田间地头，看到的才是“真情实景”，而不是被预设结论修剪过的盆景。

　　蘸墨删繁饰，胸中有逻辑。陈望道之所以误食墨汁而浑然不觉，正因心神全在字句之间。译书的境界，不在于辞藻，而在于字字确当。文稿攻坚到最后阶段，反复推敲的不再是“这句话巧不巧”，而是“这个判断准不准”“这一表述逻辑是否自洽”。政研文稿的最高评价，从来不是“文采斐然”，而是“对路”“管用”。文件出台后，基层一看就懂、一用就灵，没人惊叹文采，只觉得“这个理本来就该这么说，这件事本来就该这么干”——这便是政研文稿最好的成色。

　　陈望道在煤油灯下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于1920年8月在上海出版，首印一千册很快销完。它后来成为毛泽东所说的“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是引导他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三本书中的第一本。一盏灯、一支笔、一砚墨，就这样把真理的火种传了下去。政研工作或许少有鲜花掌声，但当一篇调研报告转化为一项惠民决策，一份改革方案变成企业减负的实效，那便是政研人品味到的“真理之甜”。

　　（责任编辑 苏宇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