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钦县奔子栏镇贺龙桥。云南日报记者　陈飞　摄

　　作者 苏醒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文献研究所）研究员

　　1935年至1936年，红一、红二方面军先后途经云南。连续长途奔袭使红军深陷缺粮少药、伤病频发等困境，加之对滇地山川地貌、风土人情全然陌生，红军行军存续面临重重考验。危难之时，云南汉、彝、纳西、藏、白等各族群众伸出援手，筹措粮草衣物，进山采药、冒死救治掉队伤员。同时，红军严守群众纪律、公平采买，即便自身药品极度紧缺，仍主动为贫苦百姓看病施药。这种双向帮扶，助力红军冲破敌军封锁，顺利巧渡金沙江。

　　物资相助　军民携手筑牢根本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在当时物资极端匮乏的情况下，红军在云南的补给主要依靠沿途向各族群众公平购买或接受自愿捐助。各族群众虽生活贫困，却将红军视为“自己的队伍”，甘愿节衣缩食倾力相助。

　　1936年，红二方面军在寻甸六甲与滇军激战，当地群众得知红军饿着肚子打仗，纷纷煮好饭，拿出牛肉干巴、鸡蛋、腊肉等送到阵地。宣威、会泽、曲靖、禄劝、宾川、鹤庆等地群众设置茶水站，放上香给红军点火用。红二、红六军团在丽江准备翻越雪山时，纳西族群众纷纷把羊皮、红糖、盐、生姜、辣椒、御寒衣服出售给红军，城里35位裁缝用17部缝纫机连续两天两夜为红军赶制衣帽、米袋。

　　1936年，红军渡过金沙江后到达中甸（今香格里拉）藏族聚居区。能否得到归化寺八大“老僧”支持，直接关系红军能否顺利通过。红二、红六军团到达后，贺龙亲切接见前来谈判的夏那古瓦喇嘛，细致解释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并致信八大“老僧”，阐明红军宗旨、尊重宗教信仰、保护寺庙安全。次日，八大“老僧”邀请贺龙到归化寺做客，贺龙将写有“兴盛番族”的锦幛回赠，八大“老僧”深受感动，当即表示拥护红军。此后归化寺及中甸喇嘛、商人、富户打开仓库出售青稞、食盐、红糖等，两天中红军共筹粮秣约10万斤。各族群众还帮红军修补衣物、制作鞋子、缝制粮袋，群众把精心饲养的马匹无偿赠送给红军。

　　红军与各族群众物资往来，始终坚守公平自律，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购买物资留下银圆、滇币，无法支付的打下欠条，做到分毫必清、有借必还。红二军团途经沾益留下诸多佳话：红军吸了刘光学家一把旱烟，支付一个铜锅作烟钱；吃了刘光喜家一小罐猪油，用三升黄豆抵油钱；战士接受傅官囡大妈一碗豆花红糖饭，主动回赠一把漏勺致谢。“红军买卖公平”的口碑，成为打破隔阂、建立信任最直接有力的媒介。

　　北中街民居“将军第”—红军长征过祥云指挥部旧址。云南日报记者　高吴双　摄

　　医病相扶　真情凝聚同心

　　伤病是长征路上最大的非战斗威胁。战争的残酷和环境的恶劣，使红军伤病员数量不断增多，然而缺医少药、医疗条件艰苦以及缺少安全稳定的救护场所等问题更使红军自身医疗机构的救护面临沉重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云南各族群众的力量就成为了红军伤病员医疗救护必不可少、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因频繁与敌战斗、自然条件恶劣、长期快速行军等因素，很多伤病的红军战士无法及时随队转移。当主力部队离开后，他们就面临着敌人对红军进行清查与搜捕的威胁，这也是北上主力队伍心中的一大牵挂。于是，云南各族群众便自觉承担起掩护红军伤病战士的责任，与搜捕红军的敌人机智周旋，为红军保存革命力量作出了很大贡献。有的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将被活埋的红军伤病战士救出；有的群众巧妙藏匿红军伤病战士、躲避敌人搜捕；甚至有群众与红军伤病战士一起同敌人展开殊死搏斗，为掩护红军战士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除面临敌人搜捕外，没能随队转移的伤病战士还面临着缺医少药、生活物资困乏等诸多困难。对此，云南各族群众竭尽全力给予了他们帮助。医疗救治方面，老百姓们进深山采药、到外地求医、煎汤熬药，想尽办法地为伤病战士治疗。如《中国共产党武定县历史》中就记录了“红军有一位叫廖安和的班长，因赶路脚脱臼，导致腿部红肿无法行走。云南武定县环州村的钟大妈便到山上遍寻草药给廖班长包扎，最终使其康复。”在生活照料方面，各族群众自发为伤病战士送水、送饭，为行动不便以及生活不能自理的战士喂水喂饭，悉心地照顾他们的起居，并主动把家里最好的食物、衣服、床铺让给红军伤病战士。“收留红军伤病员的人家，不论家里怎样困难，但他们宁愿自己吃山茅野菜，也要省出米来煮稀饭给红军伤病员喝，总是想办法让伤病员吃饱吃好。”“为了安全，钟大妈把廖班长安置在碾坊，每天送去自己都舍不得吃的饭菜，并经常为他换药。”这些在长征期间掩护、照料红军伤病战士的生动事例，反映出云南各族群众正确的是非观和义利观。他们的行为对于保存革命力量、减轻主力部队压力具有重要的作用。

　　香格里拉市革命遗址清香村红二、六军团长征入藏第一站。云南日报记者　陈飞　摄

　　云南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为红军提供了宝贵的医药保障。在云南期间，红军卫生人员积极向当地群众请教，用三七等本土草药为伤员止血疗伤。1935年，红军在曲靖截获一批敌军物资，其中就包含大量云南百宝丹（云南白药）。这批良药及时填补了部队药品缺口，贺子珍、杨尚昆等指战员及众多负伤战士均依靠它医治伤痛。在缺医少药的长征途中，云南白药也成为了守护红军生命的重要助力。此外，在宣威、富源、大理等地，也都留下了红军利用本土草药救治病员的记录。红军进驻祥云城后，一名负伤的小战士借住在当地群众家中。屋主拿出祖传刀口药为战士清洗、敷治伤口。云南草药疗效显著，战士伤势很快得到缓解。临别时，老乡将剩余草药赠予战士。在中甸地区，匠人格茸与伙伴诺苏定主用“土医土法”从红军伤员化脓的腿肚中拔出了弹头，挤了脓根，用青蒿枝水洗了伤口，喇嘛格西又找来藏药给他敷上，最终受伤的红军战士得以逐步康复，军民也在疗伤相助中结下深厚情谊。

　　与此同时，红军对群众生命的真心关怀更使彼此间产生了深厚的鱼水情谊。尽管自身医药极端紧缺，红军医护人员仍然利用一切机会为沿途患病的群众诊疗疾病。在沾益、富源、宣威、马龙等地，红军医护人员不顾自身缺医少药，依然为贫苦群众诊病施药、救治伤病；红三军团第五师途经威信时，遇到一苗族妇女分娩却无人照料，部队立即指派卫生员进行产后处理，并为产妇煮制食物。政委徐策发现产妇身上只盖一床烂秧毡，铺上垫的是茅草，便将自己用的小棉被留给产妇和婴儿，并帮助产妇寻找亲人回来照管方才离开。这些感人举动给予各族群众的，不只是药品与治疗，更彰显出共产党人“生命至上”的初心与情怀。这种互助互济的观念使云南各族人民产生了强烈共鸣。这种基于人性之善、立足生命关切而结下真挚情谊，深深浸润劳苦大众的心扉，为红军与群众之间的信任筑起了牢固深厚的根基。

　　在物资接济与医患互助的双向温情里，云南各族群众更加真切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为穷苦大众争取利益的队伍，是为中华民族谋求生存与发展的队伍。劳苦百姓节衣缩食筹措军需、舍身掩护伤病员，红军则恪守纪律、依规采购、竭尽有限药品义诊于民。正是这份军民同心的守望相助，助力红军顺利突破金沙江天险。一件件物资、一次次医疗，生动诠释了长征依靠人民、为了人民的根本宗旨，至今仍激励着云南各族群众互帮互助、相融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