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齐卫平　郑天骄 分别系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中国海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中国大地上一场震撼世界的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树起了不朽的丰碑，红军将士们不仅以浴血奋战的生死拼搏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壮丽史诗，而且以凤凰涅槃的伟大壮举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惊人奇迹。长征取得胜利由各种因素促成，是历史合力的结果，而党中央坚强有力的领导则起着决定性作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思想引领和军事决策，为长征胜利提供了根本保证。

　　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为长征胜利提供政治保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征胜利启示我们：党的领导是党和人民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人民军队从创建起就在党的领导之下，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成为根本政治原则和光荣历史传统，是人民军队的强大战斗力所在，没有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就不可能有长征的伟大胜利。

　　党中央对人民军队的领导体制在长征前就已经基本成型，以南昌起义、三湾改编和古田会议为标志，确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包括党代表制、政治委员制和政治机关制等，在军队党的工作、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中发挥领导作用。但是，实践中也发生了一些曲折，受“左”倾错误指导的影响，长征前夕，以李德为代表的领导人机械实施苏联红军的体制，取消了中央军委的集体领导和部队中的党委制，削弱党中央对军队的领导不仅造成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而且使长征出师不利，湘江战役中红军几乎陷入覆灭险境。

　　长征的漫漫征途也是重构党中央领导体制的过程，党中央召开一系列重要会议，及时总结经验教训纠正实践错误，不断加深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权的思想认识。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扩大会议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决定取消原先由博古主导的“三人团”，由中革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不久，党中央又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作为党领导军委工作的领导机构，行使党中央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以贯彻“党指挥枪”的原则保证了军队集中统一领导，从体制上确立了军事工作的领导核心。凡是重大战役计划和具体作战方案，都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制定和部署。除军事工作外，党中央还以发布政治工作训令、地方工作的指示信、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指令、告全体指战员书等文件的方式，对长征全局进行集中统一领导。党中央采取严密组织体系、执行纪律、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等一系列举措，构建起一整套体制机制，保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贯穿于整个长征过程和行动细节之中。

　　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长征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1935年8月5日，中央政治局召开的沙窝会议通过的决议指出：“中国工农红军是在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唯一的绝对的领导下生长与发展起来的”，必须“更进一步的加强党的绝对领导，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党中央还强调，必须坚信“共产党领导是使红军成为不能战胜的铁的红军的主要条件”，要求全党同志“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同各种不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思想和行为作坚决斗争。1935年10月15日，陈云在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报告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时指出：“党一直领导军队，主持制定军事计划和战略战术”，红军之所以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取得胜利，“首先要归功于党的领导的正确和坚强。”长征的伟大胜利告诉我们，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实践经验，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必须长期坚持和始终遵循。

　　党中央的思想引领为长征胜利凝聚精神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战争不仅是物质的较量，更是精神的比拼。”整个长征过程中，红军将士面临敌强我弱的军事形势和极其恶劣的物质环境，最终以精神的比拼赢得胜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长征胜利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

　　在漫漫征途中，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百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吃草根、煮皮带填补饥饿，身穿单衣抗严寒，用顽强意志突破了人类生存极限。艰苦的环境考验人的思想意志，使人产生情绪波动、思想动摇、斗志减退，进而导致开小差逃跑、请假脱离部队等情况。为尽力避免此种情况，党中央在长征过程中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坚持用科学的理论、崇高的理想和革命乐观主义加强部队教育，坚定了红军将士攻坚克难、英勇斗争、勇于胜利的信心。

　　长征出发前夕，总政治部就在政治指令中提出，“在部队中进行充分的宣传解释工作，兴奋全体战士准备进入反攻的战斗精神与对胜利的信心，反对一切悲观失望的机会主义动摇”，“健全行军中的政治工作，应在行进与大小休息的空隙中，经过政治指导员、政治战士与党、团员来不疲劳的进行政治工作，与部队的军事政治训练，以保证每个战士的不疲劳与随时准备战斗的情绪和旺盛的攻击精神。”1935年4月1日，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宣传教育工作要点的指示》，要求“要在困难的条件之下团结红军战士，不灰心，不丧气，坚定的为着我们光荣的任务，为着中国的工农解放而斗争到底，并把这个决心实现在每个战斗的动作之中。”1935年10月，陈云总结红军取得胜利的原因时说：“我们从未放松对战士的政治教育工作。每天早晨出发前，训练时，或每天晚上，我们都进行政治谈话”，因此将士们具有很高的政治觉悟。这充分说明，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党中央的思想引领对提高红军战斗力具有巨大的作用。

　　党中央坚持思想引领，长征途中，各级政治部下设的宣传科、宣传队、演剧队、报社等组织与政工干部积极开展思想政治教育，通过演讲宣传、编排快板或歌曲节目、散发或张贴标语布告等多种形式推动思想教育工作，使红军将士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党的思想引领铸就了伟大长征精神，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伟大长征精神以坚定革命理想信念、不畏牺牲的救国精神、坚持独立自主和实事求是的实践原则、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的团结意识、依靠群众艰苦奋斗的群众路线为核心内涵，构成中国共产党人红色基因和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红军将士正是以发扬伟大长征精神，上演了世界军事史上威武雄壮的战争活剧，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

　　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今天的长征路。长征胜利90周年，抚今追昔，缅怀英烈，对长征历史最好的纪念就是创造新的长征历史，对长征胜利最大的礼敬就是谱写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篇章。新时代新征程，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走好今天新长征路的时代使命。

　　党中央的军事决策为长征胜利指明战略方向

　　在国民党集结重兵疯狂“围剿”下，党和红军被迫退出根据地寻找新的战略立足点。从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出发，最后到陕北建立中国革命的大本营，长征以大规模的战略转移实现了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一次跃迁。长征胜利离不开党中央审时度势对战略方向的把握，党中央领导为长征取得胜利锚定了前进航向。

　　就事实而言，长征是因为党遭遇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后实行的被迫撤离，虽然党中央有行军的部署，但究竟向哪里转移、到什么区域落脚、将会持续多长时间，能不能确保成功，心中没有数，只能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决策。长征途中，从建立川黔边苏区，到建立云贵川边区根据地，再到建立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红军行军路线发生多次变化，战略方向的选择决定着长征的成败，走错一步就可能导致失败。

　　长征出发前，党中央计划由中央根据地向西南转移，沿赣、粤、湘、桂边境的五岭山脉前进，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但中央红军在突破敌军第三道封锁线后，发现前进的路线已被敌人察觉，国民党军队在湘西一线赶筑工事、重兵设防，构筑碉堡211座，调集兵力15个团，妄图将中央红军围歼于湘江潇水之间。湘江战役让党和红军付出了惨痛代价，促使党中央重新思考前进路线，探索战略转移方向。

　　1934年12月12日，中革军委在湖南通道县城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力陈放弃西进、在川黔边创建苏区的计划。18日，中央政治局召开黎平会议继续讨论红军的战略方针与进军路线问题，确定向贵州转战。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猴场会议上进一步确定了“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遵义会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制定了“在云贵川三省广大的地区中创造出新的苏区根据地”的战略计划。这一方向调整改变了中央红军被数十万国民党军围追堵截的局面，开始取得主动优势，长征前进方向逐渐清晰。

　　后续因红四方面军退出川陕根据地的军事行动和全国日趋高涨的抗日形势，党中央逐步确定北上抗日的方针。1935年6月28日，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会议上制定了“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北上计划。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扩大会议，决定由党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先行北上。之后，中共中央在榜罗镇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作出了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陕北的重要决策。

　　在一系列紧要关头，正是党中央作出的军事决策为长征指明了正确方向，引领长征一步步走向胜利。抢渡金沙江的决策使红军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带来从被动到主动的转机。长征途中，党中央及时分析战局形势作出军事决策，先后发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1935年1月1日）、《中革军委关于我军行动部署的电报》（1935年1月7日）、《中革军委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1935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1935年12月23日）等，以把握正确方向为长征取得最后胜利提供了战略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