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岭时评特约评论员 张正

　　通过校招与用人单位签订三方协议后，收到研究生录取通知，为顺利入学，辽宁应届生张鹏只能向鞍山三中支付5万元违约金；云南保山毕业生聂某某与公立医院签订三方协议，约定违约金10万元后，考取硕士提出解约被医院诉至法院，一审判决违约金6万元，二审最终改判调减至2万元……近年来，应届毕业生放弃事业编、承担违约金的事件不时见诸报端。

　　一纸三方协议，本是高校毕业生、用人单位和学校三方签署的就业协议，用于明确毕业生就业的相关权利义务，却被少数事业单位异化成捆绑年轻人的“卖身契”。契约精神，不该演变成利用编制稀缺，对应届毕业生进行收割的工具。

　　在不少西部偏远基层岗位，长服务期叠加高额违约金似乎成了招聘时引人、留人标配，越是缺人的地方，违约金定得越高，陷入“越缺人越锁人，越锁人越没人来”的循环。相较于经济发达地区，经济欠发达地区年轻人的出路相对有限，考研、考公是很多人为数不多改变命运的重要出路，数万元起步的违约金，只会进一步挤压年轻人的试错和重新选择的空间。这值得深思，要打造人才高地，究竟靠有吸引力的事业平台留人，还是靠高额违约金困住人。

　　不可否认，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流程繁杂，不少单位一年仅有一次招录窗口，签约后临时放弃，会造成资源浪费，用人单位理应获得合理补偿。但违约金应当匹配实际招录损失，而不能仅参照未来数年服务期随意定价。

　　应届毕业生社会经验不足，人生规划出现调整本就正常。一份公平合理的就业约定，应当给年轻人留出适度“反悔”空间，关键是违约代价要公平适度。与此同时，招聘机制也不能过于僵化，可以多一些弹性设计，完善公示后的滚动递补机制，尽量避免岗位白白空置。最高人民法院最近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聘用制书记员管理工作的意见》，就在制度层面明确了递补机制，这就是很好的示范。

　　契约要有约束力，但不该成为困住年轻人人生选择的高墙。违约金的定价权，不该由用人单位单方面说了算，更不能让普通家庭，为编制的制度成本买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