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子丹　谯丹 分别系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云南民族大学党政办公室综合科科长、档案学博士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平沦陷，国立北平图书馆（以下简称“平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前身）的部分员工和馆藏为躲避战火，先南迁到长沙，后又西迁至昆明，初设办事处，后升为馆本部，时称“南馆”。“南馆”（昆明）与留守北平的“北馆”相对应，形成南北两馆并存的格局。“南馆”以西南文献采访为重点，因地制宜制订工作计划，利用有限的人力物力，坚持开展战时书刊采访、抗战史料编纂及西南文献搜集等工作。

　　机构和馆址变迁

　　初设办事处：1938年3月，南京失守，长沙屡遭日机轰炸，局势危急。国立北平图书馆奉命撤销长沙办事处，全员分两路向云南昆明转移。4月，国立北平图书馆在昆明柿花巷22号正式设立“昆明办事处”，后迁至昆明拓东路迤西会馆，与西南联大合办图书馆。

　　升格馆本部：1939年4月，奉国民政府教育部令，昆明办事处升格为国立北平图书馆本部，成为战时实际的总馆，全馆的行政与工作中心。

　　设立疏散地：1940年9月，因昆明空袭频仍，为保护馆内人员和珍本文献的安全，馆舍分设于昆明文庙等处，并在桃园设有疏散地，作为临时办公场所。

　　建史料基地：1940年后，与西南联大合组的“中日战事史料征辑会”迁至昆明北郊龙头村弥陀寺办公，并建成专用库房，集中保存抗战史料。

　　与西南联大合作

　　资源共建共享。馆长袁同礼兼任西南联大图书馆馆长（后改任合作委员会主席），以本馆藏书为西南联大师生服务，其中包括1700多种外文期刊（涵盖文理工科），双方互为依托，为各内迁高校提供急需的文献支撑，共同维系战时文献资源共享体系；抢救抗战史料。1939年1月1日，与西南联大在昆明大西门外地坛合作成立“中日战事史料征辑会”，下设中文、日文、西文等小组，经费由双方分摊，派专人赴昆明、重庆、上海、香港等地搜集抗战书刊、档案、照片、实物、传单、标语等，形成数万件珍贵原始史料，在馆内专设抗战史料室，对外开放阅览。该会还向周恩来请求支持，得到积极回应。第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先后函付《毛泽东救国言论选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南》《拂晓报》等书报数十种，使中共早期革命文献得以公开入藏。已整理好的抗战史料以期刊形式印行公布，同时另印丛刊，分中文和日文两刊，每集约10种。先后编辑《战事史料集刊》《暴日侵华与国际舆论》《中日战事纪事长编》以及多种书目索引，为国内外人士了解和研究中日战争提供了丰富、直接的资料。

　　在滇的学术贡献

　　搜集边疆文献：“利用迁滇之便”，将“锐意搜集西南文献”定为馆本部核心任务，专门成立西南文献室。在馆长袁同礼的统筹策划与馆员万斯年等人的艰辛奔走下，对边疆史地文献、云南民族文献和地方珍稀古籍进行了抢救性和系统性搜集。如万斯年冒着战乱、匪患和险阻，只身深入滇西北和武定、禄劝等边疆民族地区调查采访，抢救发掘了大量濒危文献遗存，其中包括彝文经卷、武定凤氏土司档册、纳西东巴经典、大理历史遗迹、木氏土司遗迹、明人真迹、滇中刻藏佛经等，并撰写发表《剑川火葬坟墓发掘记》《迤西采访工作报告》等调查报告，为现今国图的西南特藏打下了坚实基础。

　　共建“边地文献室”：与国立丽江师范学校联合创建“西南边地文献室”（同时在丽江挂牌“丽江纳西东巴文办公室”），作为实地搜集、整理纳西东巴经典与地方史料文献的据点。在1940年到1942年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共收集到4000余册东巴经，成为今天国图纳西文献收藏的核心内容。

　　征购西南方志：一是实地访求，派万斯年等人深入大理、丽江等地，历时数年，收获颇丰。搜集到《乾隆丽江府志》《光绪丽江府志》《中甸县志》《贡山志略》《荡山志略》等稀见方志山志。至1945年6月，馆藏云南方志已达93种（战时新入藏）；二是传抄补缺，对孤本秘籍、罕见文献或无法购买的珍本善本，请人代为抄录，以确保历史文献不因战乱而湮灭。

　　传拓西南石刻：派馆员范腾端及雇请专业拓工分赴云南各地，逐件传拓汉晋至明清及近代碑铭351种，这批拓片内容涉及边疆史地、民族关系，并编印《西南石刻录》。

　　出版“西南文献丛刊”：内含《明季滇黔佛教考》《郑子尹年谱》《滇南碑传集》《贵州名贤像传》《黎莼斋年谱》5种；另有善本丛书第二集，此集收录馆内入藏的西南史地珍本，内含《云南图经志书》《滇略》《黔南类编》等12种。

　　编制书目工具：编制《国立北平图书馆西南各省方志目录》《国立北平图书馆近年新入藏方志简录》《国立北平图书馆藏云南碑目初编》《国立北平图书馆馆藏碑目》等，为学界提供系统的检索支持。

　　复办馆刊：1939年、1940年在昆明先后复办《图书季刊》中、英文版，标明“新第×卷”以区别于战前卷次。并与昆明益世报社合作，每周发行图书副刊1期，持续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

　　1945年抗战胜利后，昆明本部奉命迁回北平，结束了长达8年的南迁岁月。从1938年4月迁入昆明，到1946年7月返回北平，国立北平图书馆在昆明的8年，表面上是“逃难躲炸弹”，骨子里干的却是三件大事：让大学有书读、让抗战有史证、让边疆文献不失传。它把一个国家级图书馆的文化坚守使命，硬是在日军炮火中扛了起来。这大概就是“文化抗战”最真实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