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通文庙举办传统文化活动。云南日报记者　侯婷婷　摄

　　作者 苑鑫 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深刻指出：“中华文明长期的大一统传统，形成了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向内凝聚’的统一性追求，是文明连续的前提，也是文明连续的结果。”以此为理论视域，审视元明清时期云南边疆各民族的内聚性发展，其深层驱动力正是源于儒学的持续浸润。作为传统中国的正统意识形态与思想文化主干，儒学主要依托以庙学为主体的官学教育这一重要制度载体，将其所蕴含的价值观念、道德准则与“大一统”理念系统性地嵌入边疆社会。庙学兼具儒学知识授受与儒家礼仪实践的双重功能，既为教化提供了权威而富有感召力的制度化空间，也成为中央王朝凝聚历史文化认同、构建政治归属意识的关键媒介。

　　庙学何以进入云南？

　　云南自古多民族共生，区域发展模式与文化形态多元。元代以前，儒学已在云南经历了长久传播，从东汉滇池地区“始兴起学校”，到南诏异牟寻自陈“人知礼乐，本唐风化”，再到大理国“开科取士”，儒学持续触发了边疆社会结构的渐进式变迁。

　　但影响囿于上层和核心区域，未能形成制度化的传播路径，亦未能深入边远民族聚居之地。元初僰僧舍利畏联合罗罗、白蛮起事，声言“蒙古系北虏，吾等南蛮，声教所不及，何以服从之”，即为边疆离心势力活跃之明证。如何在推行边疆治理的同时，建构一种为边疆社会所认同的文化整合机制，遂成为元明清三朝共同面对的重大政治议题。“用夏变夷”思想，由此成为贯穿三朝云南文教政策的主导思想——利用儒学价值观念推行教化，达成“变其土俗同于中国”的政治目的。庙学由此被赋予建构历史文化认同和王朝国家认同的政治使命。

　　庙学一体化：制度推广与仪式浸润的双重建构

　　元代是云南庙学的肇端期，亦标志着边疆文教治理的制度化突破。诚如方国瑜先生所言：“汉文学传播于云南，自秦汉以来有之，南诏大理时亦盛，惟建孔子庙实始于元初设行省之时，为创举也。”元世祖至元十一年（1274年），出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的赛典赤·赡思丁成为云南庙学的开创者。至元十三年（1276年），赛典赤在昆明五华山修建了中庆路庙学，揭开了云南广兴庙学的序幕。此后的至元十九年（1282年）和二十九年（1292年），元王朝先后两次诏命云南各路建学，在中央和地方官员的积极运筹下，云南庙学的创设工役相继展开。有元一代，云南庙学至少已达到22所，“中庆诸路建学几遍”。但必须指出的是，元代云南庙学的演进虽已初具规模，但相较于中原地区仍有显著差距。就庙学设置数量而言，元代云南普及率仅为15.38％，而同期的河南江北行省则高达74％，二者的悬殊昭示出云南边疆与中原腹地在文教发展水平上的巨大差异，也正因如此，后人方有“滇南风气，至明始开”之论。

　　明代是云南庙学的发展期，边疆文教治理由此进入加速推进的阶段。洪武十六年（1383年）正月，朱元璋诏令云南各府州县兴举庙学。庙学制在云南的实践，率先于滇中滇池流域、滇西洱海流域及滇南等社会经济基础相对充实的区域展开。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明朝诏令云南各土司设学，后又于弘治十六年（1503年）将土司承袭制与儒学教育相关联，要求土官应袭子弟须入学课读，“如不入学者，不准承袭”。在王朝政策的强势推动下，儒学强化了国家历史叙事的统一性，培育了边疆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成就了“民间俊秀子弟奋发以读书自励，科不乏人，而其父兄亦各向慕，革其旧染矣”的局面。景泰元年（1450年），云南提学官姜濬奏请令军民生员一体廪膳，庙学遂正式向军户子弟开放廪膳资格，边疆儒学教育的军籍生源基础由此奠定。在中央王朝与边疆社会的持续推动下，云南庙学在明代迎来稳定发展期，庙学普及率达53.68％，在边疆文教治理的尺度上已形成可观的制度规模。不过，就全国范围而言，至洪武末年已有91.49％的府、州、县设立庙学，而同期云南布政司郡县区域的庙学普及率仅为22.32％，两者之间的巨大落差，仍深刻反映了边疆文教建设与内地之间难以在短期内逾越的巨大差距。

　　及至清代，庙学制“一本元、明而损益之”，其创设成就亦居三代之冠。清朝统治者承袭明朝“崇儒重道”的文教制度，将儒学教育视为推动多民族融合的有效手段。随着改土归流的深入推进，庙学设学区域已深入边远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如滇南之普洱府、开化府，滇东北之昭通府，滇西之中甸厅、龙陵厅等。清朝还继承并深化了明代针对土司应袭子弟开展儒学教育的规制，且规定“其余子弟，并令课读”，并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题准土官族属子弟及土人应试科举。庙学与科举制的深度联动，使儒学在云南空前繁荣，“土著之家亦有习举子业、登甲乙科者”。有清一代，云南庙学达到86所，普及率逾92.47％，未设学政区已屈指可数。至此，庙学制度在云南边疆实现了从内地郡县到边陲腹地的全面覆盖。

　　庙学建筑群由文庙与学宫构成，二者共同构筑了“庙学合一”的制度化空间格局。在学宫的儒学教育层面，庙学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经由月课季试、岁科两考等制度化教学与考核环节，持续输出“德行道艺”并重的价值理念。生员作为庙学教化的重要对象与社会流动的关键枢纽，其抡选、待遇与出路共同构成一条完整的制度化社会流动通道。学额的动态分配，既是对边疆文教状况的制度回应，亦反向驱动儒学认同的持续深化。最终，儒学的广泛传播催生了“今之云南，即汉唐之云南也，云南之郡县，即天下之郡县也”这一蕴含“大一统”理念的共识，以及超越族群界限、具有鲜明地方意识与历史文化认同意涵的“云南人”称呼，标志着认同建构的成效已延伸至心理与文化层面。

　　在文庙的礼仪展演方面，通过文庙祭祀的持续举行，儒学道统获得超越文本的直观呈现，从而厚植了历史文化认同的象征根基。文庙释奠以隆重的仪典，将“崇儒重道”的国家意志转化为可感知的空间秩序；名宦乡贤祠祀通过严格的入祀遴选，将“忠君爱国”“孝友尽伦”等儒家伦理转化为地方人物评价的制度化尺度，使国家意志借由地方典范的形式获得乡土认同；乡饮酒礼则以“尚贤尊长”为原则，构筑起以礼为核心的地方社会秩序。三类仪式共同构成了从“天道”而“治道”及“人伦”的完整教化序列，其周期性举行使“大一统”理念经由情境浸润与反复体认，逐步沉淀为边疆社会的情感认同与文化底色。

　　昆明文庙举办传统文化活动。云南日报记者　陈飞　摄

　　庙学的历史回响与当代启示

　　经元明清三代的递进式经营，儒学所承载的价值观念、道德准则与“大一统”理念渐次下沉至边疆社会的各个层面，形塑起西南民族社会与中央王朝紧密的政治隶属关系，最终奠定了云南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晚清国门，英法殖民势力亦自中南半岛向云南渗透。然而，此时边疆社会业已塑造形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大一统”观念的广泛社会认同，将边疆各族人民牢牢凝聚为抵御列强侵蚀、捍卫国家主权的坚定力量。这一彪炳史册的贡献，正是传统时期庙学主导的儒学教育所培植的历史文化认同根基在近代民族危机中的集体释放与深度回响。

　　庙学的历史实践表明，历史文化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基础，持续的文教治理是边疆各民族向内凝聚、融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制度化路径。这一历史逻辑，对于今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我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本文系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明代云南边疆文教与国家认同建构研究”（项目编号：QN202224）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