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柳亚平　王意萱 云南中医药大学

　　回顾我国疫病流行史，自1840年鸦片战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受社会动荡、战争频发、人口流动与聚集、自然灾害、医疗卫生条件薄弱等多重因素影响，该时期疫病流行极为频繁，影响深远且严重。而云南省自清代起，便属于灾疫频发地区，其瘟疫灾害以疫病种类多、流行时间长、波及范围广、影响程度深为主要特点。

　　近现代云南疫病流行的历史图景

　　近代以来，云南各地都曾遭受不同程度的传染病侵袭，严重危害民众生命健康。通过考证云南省地方志以及云南16个州（市）的地方志文献，可发现在1912年以前，云南地区灾疫流行以鼠疫最为严重；1912年到1949年，主要流行伤寒（包括副伤寒）、疟疾、霍乱、天花、鼠疫、痢疾等疫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常见疫病在先前的基础上新增了麻疹、百日咳、流脑、流感、病毒性肝炎等。清末至民国年间，云南省发现的传染病数量逐年上升，至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达到高峰，20世纪80年代后逐渐回落；就流行范围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传染病所波及的省内各州（市）数量呈上升趋势，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仍有大部分地区流行，至21世纪起，才相对减少。

　　究其根源，近现代云南社会变革、战争与人口流动引发时局动荡，卫生管理松弛，医疗体系不健全，加之云南特殊的自然气候与地理环境，多重因素共同促成了疫病的流行。云南复杂的自然环境、多样的气候特征、河流水系特点、丰富的野生生物种群以及边境地区人员往来互通，为病原微生物滋生和疾病传播提供了适宜条件。历史上交通不便，进一步加剧了传染病的地方性聚集。云南鼠疫自然疫源地与人类生活圈存在交集，清朝末期受战争影响，鼠疫流行范围扩大，造成大规模死亡。抗战期间，人口流动加之日军细菌战进一步推动了霍乱等疫病传播，使得流行疫病的种类与波及范围逐年增加。云南一度被视为“瘴疠之区”，受经济、文化发展水平限制，民众健康意识薄弱，卫生习惯不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云南整体医疗水平落后，疫病连年流行，其后随着经济发展、医疗事业进步和疫苗普及，传染病发病率才逐渐下降。

　　以昆明市为例，近代以来，有记载的疫病多达21种，民国以前，流行的疫病以鼠疫居多。据1989年出版的《昆明卫生志》记载，昆明市鼠疫流行时段为清朝道光二十一年至光绪十七年(1841—1891)，该50年间，除道光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六至二十九年共6年无疫情记载外，其余年份均有鼠疫流行。疫情呈现“沿滇西各县时有痒子病”，随即“昆明有痒子病之灾疾”的传播特征，当时官民将其视作天祸奇灾，束手无策，此次鼠疫流行，造成了惨重的人员死亡。民国时期，昆明市流行疫病以白喉、猩红热、霍乱等为主。1921年到1922年，昆明市白喉流行，报告患者8750例，兼患猩红热者931例，发病率达3227/10万以上，病死率达30％以上。1921年夏季至次年春季，白喉疫情致死人数达三四万人，为昆明此前从未遭遇过的重大疫情。1942年4月，缅甸暴发霍乱。4月底，日军攻陷缅甸，5月初，侵入云南省西部，致使霍乱沿滇缅公路迅速传播至云南境内，昆明市郊各县均有疫情流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昆明市主要流行的疫病包括麻疹、乙脑、痢疾、麻风、疟疾、流感等十余种，疫情集中发生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此间每间隔1到2年，便有多种疫病反复流行，其后随着社会发展、医疗水平进步及相关疫苗的普及，传染病发病率逐年降低。

　　疫病防控工作中，民国政府虽效仿西方建立现代卫生组织与机构，但其治理能力极为薄弱。据2009年出版的《民国昆明市志》记载，当时政府的卫生工作，主要集中于以下方面：引导民众改变饮用井水、河水、九龙池水的习惯，推动成立自来水公司推广自来水；筹建防疫医院以扑灭赤痢、霍乱、痧症、白喉症、猩红热等传染病；由警察厅、卫生试验所悬赏奖励捕鼠，以预防鼠疫传播；由市政公所倡导并组织开展平时扫除和定期大扫除活动，清理积存污物；由市政公所监督寄柩所的选址和经营，防止尸体引发疫病传播等。从各州（市）的地方志资料来看，近现代云南预防接种技术种类有限，推广普及进程十分缓慢，当时主要推广的预防接种技术为牛痘种植。1925年，玉溪才实施牛痘普种；1928年，砚山县仍采用“人痘”预防天花；1938年，彝良县开始斑疹伤寒疫苗接种；1942年，云南省卫生署开始在滇缅公路沿线疫区如楚雄等地接种霍乱菌苗；某些边远地区接种速度更慢，如蒙自地区直至1950年6月，才开始首次组织435人进行牛痘接种。由此可见，近现代云南省单纯依靠西医开展各类传染病防治的力量十分有限，且当时普通民众难以承担西医昂贵的治疗费用。民众罹患传染病后，主要仍依赖中医药及各地民族医药进行治疗。

　　云南名中医的抗疫实践与临证经验

　　在此背景下，云南近现代孕育了一批具备丰富临床实践经验的疫病防治名中医，他们流传下来的宝贵经验，值得后人认真学习与发扬。例如，近代云南扶阳学派代表人物、云南四大名医之首的吴佩衡先生，针对民国时期儿科发病率、致死率极高的“麻疹”传染病潜心钻研，总结多年临证经验撰写成《麻疹发微》，书中阐述了小儿麻疹的辨证、治法、续发证治疗等内容，运用六经辨证方法，将《伤寒论》经方与个人用药经验相结合，创制了独具特色的小儿麻疹辨证方法。云南近现代著名中医儿科专家康诚之先生，出身五代中医世家，擅长中医儿科病证诊治。他针对当时流行严重的儿科传染病百日咳，总结了该病分卡痰期、痉挛期和恢复期三个阶段的诊断与辨证思路，选用杏苏饮、麻杏石甘汤、千金苇茎汤、葱豉桔梗汤、苏子降气汤、钱乙百部丸、泻白散、射干麻黄汤、六君子汤等中医传统名方加减化裁及精准施治，并将这套宝贵的临证经验整理传世，挽救了无数患儿的生命。20世纪40年代起，云南各地痢疾频发，名医来春茂先生率先救治病患，形成了一套完善的痢疾辨治理论：痢疾初起兼表用逆流挽舟法，代表方剂为人参败毒散；下痢脓血证以行血调气法，来春茂总结了行之有效的两套治痢验方传世，专治下痢脓血、肛坠窘迫等症。1958年，云南昭通痢疾流行，来春茂等人对住院痢疾病人试用苦丁茶浓缩煎剂治疗，治愈率达96.87％，使苦丁茶成为云南民间治痢的常用经验方。

　　除上述名医外，许多云南本土中医在不同时期和地区参与抗疫，事迹散见于地方志。例如，1898年，曲靖鼠疫流行，陈子贞等研制“蒲公英、金银花”为主的方剂，并提出“火烧地毒”法控制疫情；民国时期，澜沧天花流行，董寿亭行吹鼻痘术预防；大理王子谦擅长用补气药治疗麻疹、白喉等时疫；1917年，丽江回归热大流行，吕锡珍走村串户坚持救治，治疗用清瘟解毒散居多，后染病去世；1942年，丽江霍乱流行，吕锡昌用吴茱四逆汤，冯运昌配制“雷击散”并采用曲池放血治疗；同年漾濞霍乱流行，“德生济贫药室”献出田坤医生的《除疫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杨兴基研制“香遂丸”和“雷击散”等治疗血吸虫和脑膜炎；1995年，罗香馥研制“紫蛇降黄汤”调节肝炎。这些珍贵的方药实践与医者仁心，不仅构筑起云南边疆地区疫病防治的历史基石，更映照出中医药在危难时刻守护生命的光芒。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整理出版的《云南中草药选》《玉溪中草药》《玉龙本草》《滇西民族民间秘验单方》《云南中草药40年经典版》等众多地方中草药图书，以及部分云南民间验方汇编书籍，均保存了云南近现代各州（市）广大中医群体在疫病防控实践中积淀的防治智慧与诸多效验方药。这些散见于方志、医案与民间验方中的宝贵经验，不仅是云南中医群体在疫病阴霾下守护乡土的生命印记，更是中医药学应对突发疫病的智慧结晶。这份源于实践、植根民间的医学遗产，亟须我们系统整理、科学评价与传承创新，让历史上的抗疫经验为应对未来公共卫生挑战提供绵延不绝的中国智慧与力量。

　　[本文系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年度项目（项目编号：YB2020039）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