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项旋　李安琪 单位分别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中国古代帝王巡幸是传统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尚书·舜典》早有帝王巡守的记载，该制度为历代王朝沿袭。清朝以骑射立国，为坚守尚武传统、整饬武备、稳固北疆民族秩序，独创帝王北巡机制。清帝北巡始于康熙，雍正时期一度暂停，乾隆年间全面重启，道光年间正式废止，历时两百余年，构建起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常态化机制，成为清代大一统国家治理的重要模式之一。

　　木兰秋狝是清帝北巡的核心活动。“木兰”为满语“哨鹿”之意，源自东北少数民族传统狩猎方式。康熙朝建成木兰围场后，木兰行围成为定制，承担肄武训戎、安抚边疆藩部的重要功能。乾隆帝恪守“习武木兰，勿忘家法”的祖训，延续秋狝制度，清代共计开展木兰秋狝大典近百次，成为维系清廷武备、联结北疆民族的重要礼制活动。

　　清代依托北巡完善边疆朝觐制度，构建起年班与围班互补的民族治理体系。努尔哈赤时期，满蒙交往日趋密切；顺治朝正式确立蒙古王公年班朝觐制度。因清初天花疫情频发，康熙帝依托木兰围场创设围班制度，划定规制：已出痘的蒙古王公照旧进京年班朝觐，未出痘者随驾木兰行围，后赴热河行宫觐见，有效规避疫病传播，保障边疆朝觐机制常态化。乾隆年间，南疆回部伯克纳入年班体系，分班轮流朝觐；东北索伦、达斡尔、鄂伦春等部族也陆续加入随围队伍，清廷从中选拔精锐射手委以重任，择优擢升，进一步拓宽了边疆民族与中央的联结渠道。

　　为保障北巡顺利开展，清廷在北京至木兰围场沿线，陆续修建避暑山庄、喀喇河屯行宫等二十余座行宫。行宫不仅满足了巡幸队伍的起居需求，更成为北疆临时政务中枢。帝王可在行宫内处理政务、召见封赏边疆民族首领，为各民族常态化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固定的政治空间，让边疆治理得以高效落地。

　　宴赏册封是清帝北巡安抚边疆、凝聚民族共识的重要举措。木兰行围结束后，清廷常设盛大筵宴，犒赏蒙古各部王公。康熙年间多次宴请塞外蒙古各部首领并予以物资赏赐；乾隆十二年，清廷正式确立蒙古王公赏赉定制，按爵位、职级差异化赏赐绸缎、白金、布匹等物资。土尔扈特部万里东归后，乾隆帝在木兰围场举行盛大宴赏仪式，册封渥巴锡等部族首领，划定盟旗建制，妥善安置部众，并在避暑山庄立碑纪事，彰显清廷怀柔远人的治边理念，稳固了西北边疆大一统格局。相关宴赏活动多设于张三营行宫，君臣各族同宴、共观民俗活动，成为满蒙文化交融的生动载体。

　　满蒙联姻是清代北巡治理的重要配套国策。康雍乾三朝满蒙联姻达两百余次，康熙帝多位公主下嫁蒙古各部王公，公主府邸成为帝王北巡期间的重要驻跸场所。康熙三十七年，康熙帝驻跸端静公主府，作《口外中秋》一诗，借塞外秋景抒发经略边疆、安边理政的宏图壮志，体现出清廷以联姻固边、以仁政治疆的治理思路。联姻政策深度绑定满蒙利益，夯实了北疆长治久安的根基。

　　清帝北巡全方位推动了边疆民族经济、文化与宗教的深度交融。经济层面，清廷依托北巡常态化赈济边疆部族，帮扶民生。康熙年间多次针对蒙古各部饥荒、生计困顿等问题，施恩赏赉、调拨粮米、拨付牛羊种苗，并派遣官员指导蒙古民众谋生立业，整顿地方秩序，切实改善边疆民众生活，深化了边疆民族对中央政权的归属感。同时，清廷在热河推行“借地养民”政策，放开汉人垦荒限制，大量内地民众迁居热河，带动农桑、商贸产业发展。原本人烟稀少的热河地区，逐渐成为四方贸易汇聚、人口繁盛的边疆枢纽。

　　文化层面，北巡催生了多元文化共生的繁荣局面。清代“塞宴四事”中的诈马等民俗活动，成为满蒙文化交融的标志性场景，宫廷画作《塞宴四事图》生动留存了各族同乐、文化共融的盛世风貌。清帝常在热河行宫举办大型戏曲演出，邀请边疆王公观赏，推动中原礼乐文化与边疆民俗文化交融。同时，清廷耗时七十余年在避暑山庄修建外八庙，融合汉、蒙、藏多元建筑，凝聚各民族文化，强化了多民族共同体意识。

　　综上，清代帝王两百余年的北巡活动，构筑了全方位、多层次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体系。政治上，通过年班、围班、联姻等制度建构，强化了边疆民族对中央的政治认同；经济上，以赈济帮扶、借地养民等政策打通了内地与边疆的经济往来，推动边疆开发建设；文化上，依托宴赏礼制、文艺活动等，实现各民族精神文化的深度共鸣。北巡治理模式让热河成为清代重要的民族交融枢纽与边疆治理核心，有力巩固了大一统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格局，是中国古代边疆治理与民族融合的典范。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清帝北巡与国家治理研究”（项目编号：21CZS030）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