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刘顺亮 中共红河州委党校经济建设教研室讲师

　　马泽波 中共红河州委党校经济建设教研室教授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云南培育绿色新质生产力、破解“富生态、穷发展”困境的关键制度供给，拓展其渠道则是云南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战略定位的重要着力点。云南要以筑牢国家西南生态安全屏障为统领，从确权赋能、核算应用、产业融合、市场交易、法治保障五大机制协同发力，以制度化路径激活绿色发展新动能，让绿水青山的“生态颜值”转化为金山银山的“经济价值”。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路子

　　从政治经济学视野审视，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意味着由传统工业化模式从资源消耗、产品制造向废弃物排放的线性过程，转向生态化的循环生产过程。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生态本身就是经济，保护生态就是发展生产力”。这揭示了生态资源在特定制度安排下可以转化为可交换、定价、分配的社会财富。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就是跳出财政投入保生态的传统做法，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培育具有边疆辨识度的绿色新质生产力，为生态文明排头兵建设构建可持续运行的模式。

　　价值市场化转化取得实效，夯实绿色经济发展根基。生态产品通过市场化变现破解生态发展失衡难题，探索出生态赋能富民增收的全新发展模式。云南地处六大江河上游，生物物种数量占全国半数以上，生态家底极为丰厚，但长期存在资源优势难以变现、保护投入与收益产出不匹配的结构性问题。例如，丽江市华坪县曾是全国重点产煤县之一，财政收入高度依赖煤炭产业，一煤独大的经济模式短期拉动财税增长的同时，也造成了资源枯竭、水土流失和石漠化加剧等生态顽疾。随着国家煤炭产业政策落地，当地工业经济增速大幅下滑，倒逼县域重新统筹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近年来，华坪县以生态修复倒逼产业升级，主动融入和服务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围绕绿色能源、绿色食品、健康生活目的地的产业布局，有序压减煤炭过剩产能，全域实施山体植被修复、水土保持治理工程，规模化发展芒果特色林果产业，实现从黑色经济蝶变为绿色经济的系统性转型，2020年入选全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

　　收益闭环式运营形成范式，塑造绿色治理新模式。生态收益反哺管护，变“单向投入”为“自我造血”，走出一条长效循环的新路子。例如，西畴县岩溶面积占75.4%，曾被外国地质专家判定为“基本失去人类生存条件”的地方。面对这一困境，当地坚持生态修复打底、产业培育造血的思路，探索形成“六子登科”石漠化综合治理、“五法统筹”治水兴水模式，同步布局林上、林下多元经营业态，构建“生态治理—植被修复—多元经营—收益反哺管护”良性循环链条。截至2025年末，西畴县高原生态农业总产值达27亿元，群众实现由过去被动应对生态恶化的“生态难民”，转向依托生态产业持续增收的“生态富民”，相关实践案例入选2024年全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典型案例。实践证明，生态治理不能只重投入不计回报，只有理顺价值分配机制，才能破除“治理投入无底洞、保护增收无渠道”的体制障碍，形成生态治理投入产出良性循环的路径。

　　价值普惠化共享彰显效能，丰富绿色发展新内涵。立足边疆多民族区位特质，走出一条生态保护、民族团结双向赋能的新路。云南生态功能重点区、生物多样性富集区与少数民族聚居区高度重合，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既是生态保护任务，也是促进各族群众增收、巩固民族团结、维护边疆长治久安的务实抓手。例如，大理以洱海流域综合治理为牵引，坚守保水质、优产业、富群众统筹导向，通过环湖截污管网建设、生态搬迁腾退等倒逼环湖传统种养、低端旅游转型升级；普洱景迈山坚守“山上保护、山下发展、茶旅融合”思路，用山下旅游收益反哺山上古茶林保护，2023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些实践表明，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既能夯实西南生态安全屏障根基，又能带动各族群众稳定增收、缩小发展差距，以生态共富凝聚民族团结向心力。

　　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面临的结构性困境

　　经过探索，云南省于2022年4月印发《云南省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实施方案》，各地也相继涌现出一批“两山转化”试点样板，在市场化转化、收益闭环运营、生态普惠共享等方面形成有益实践。但整体来看，零散化、碎片化试点特征依然突出，尚未形成系统性制度体系，价值转化全链条仍存在价值核算、市场交易、制度协同、要素支撑四个维度结构性失衡。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剖析，是由于生态资源向生态资产、生态资本转化进程中，现有生产关系与要素市场化配置要求不相适配，这也凸显了统筹搭建确权、核算、交易、产业、法治五大转化机制的现实紧迫性。

　　价值核算“浮于表面”，成果落地应用衔接不畅。据云南省生态环境厅统计，目前已完成九大高原湖泊首轮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九大高原湖泊单位面积生态产品价值是全国均值的6.5倍，核算基础工作走在全国前列，省内也率先出台《高原湖泊流域生态资产和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技术规范》。但当前GEP核算普遍存在重核算、轻应用问题，不少基层单位把核算工作简单当作争取生态转移支付的申报手段，并未将其作为推动产业转型、空间管控的治理工具，出现“算完即束之高阁”的现象。核算成果尚未与财政转移支付、横向生态补偿形成刚性挂钩制度，在国土空间规划编制、重大产业项目准入、生态补偿标准制定等关键行政决策环节，缺少制度化接入渠道，生态价值量化形成的数据优势，未能有效转化为倒逼绿色转型、优化生态治理的治理效能。

　　市场交易“点强面弱”，全域供需流通体系不通。当前，全省生态产品市场呈现“单点样板亮眼、全域推广乏力”的马太效应。例如，元谋县首创光伏碳足迹交易，实现收入88.13万元；弥勒市探索“土地+地热”组合供应，入选全国典型案例。但试点经验难以复制推广，全省统一生态产品交易平台建设滞后，碳汇、水权、排污权等交易规则碎片化，顶层交易制度供给不足。又如，产业链前端收益分配失衡问题突出，南华县野生菌精深加工率不足30%，凤庆滇红茶产业链利益分配向中下游集中，茶农合理溢价空间偏小，生态产品增值收益难以充分传导至资源管护一线，生态保护主体的贡献未能匹配经济回报，生态产品价值发现、公允定价、收益分配全链条市场化制度体系仍不完善，制约绿色生产力规模化市场化变现。

　　制度协同“条块分割”，跨部门政策集成联动不足。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涉及发展改革、生态环境、自然资源、林草等多个职能部门，各部门在生态产品界定、价值核算标准、交易规则制定等方面的政策目标和操作规范不尽一致，部门间数据壁垒、信息孤岛问题突出，顶层政策统筹力度不足。基层成熟改革模式向上制度化转化通道不畅，例如西畴县石漠化治理与产业经营一体化闭环模式，未能提炼形成省级统一治理标准规范；景迈山遗产地功能分区、收益反哺管护机制，未能在全省同类文化与自然遗产地块批量复制；赤水河流域跨省横向生态补偿成熟运行范式，也未能系统性移植运用到金沙江、澜沧江、南盘江等省内重点流域。点状改革难以形成面上成效，根源在于跨部门常态化协同机制缺失，基层创新实践向上对接顶层设计缺少制度化路径，制度整合红利未能充分释放。

　　要素支撑“短板明显”，专业化配套保障供给偏弱。生态产品确权评估、碳汇核证、投融资运营、利益分配等工作，对专业人才、绿色金融、第三方评估咨询等配套要素依赖性较强，当前全省要素供给规模与质量难以匹配改革推进需求。例如，盈江县运用区块链技术开展林业碳汇确权量化，有效破解了生态产品计量难、公信力不足等难题，但该模式高度依赖外部智库支撑，本土专业技术团队培育滞后，技术模式自主运维、批量复制推广存在现实障碍；昆明市晋宁区依托村级投资公司整合零散农户资源对接金融信贷，百花岭村借助村规民约理顺生态收益内部分配关系，两类模式有效破解了资源碎片化、项目启动资金短缺难题，但村投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信用评价体系、风险分担机制尚不规范，村规民约法律效力不足，跨乡镇、跨县域规模化推广约束较多。基层改革创新不乏实践智慧，但将零散试点经验上升为普遍性制度安排所需的人才梯队、绿色金融产品、第三方专业服务保障体系建设明显滞后，生态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能力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以机制化路径激活云南绿色发展新动能

　　云南拥有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禀赋，基层改革探索持续活跃，干部群众改革意愿充足，制约价值实现的核心短板，并非缺少单点创新，而是缺少把零散试点转化为全域制度安排的系统化通道。“十五五”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系统性突破的关键窗口期。破解当前突出瓶颈，关键是统筹推进确权赋能、核算应用、市场交易、产业融合、法治保障五大机制协同落地。五大机制遵循产权确权打底、价值量化定价、市场流通变现、产业链增值增效、法治长效兜底递进逻辑，形成“生态资源—生态资产—生态资本”完整转化的闭环，依次回应“谁拥有生态资产、生态资产价值多少、通过何种渠道变现、转化形成何种业态、如何长期稳定运行”等关键问题。

　　夯实确权赋能机制，厘清权属边界，盘活沉睡生态资源。确权是市场化赋能的前置基础，赋能是产权明晰后的深化延伸。只有权属清晰界定，生态资产才具备入市流转基本条件；只有放活经营权、落实收益权，静态生态资源才能转化为可流动、可增值的经营性资本。结合云南集体林权占比高、多民族林权分配复杂实际，可重点从三方面推进确权改革。一是加快重点生态空间确权登记攻坚，全面完成九大高原湖泊流域、国家级自然保护地、重点公益林区、重要流域岸线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明确所有权、使用权、管护权主体，为生态产品入市交易筑牢产权根基。二是稳妥推进林地“三权分置”改革，在坚持集体林地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进一步放活林地经营权、稳定保障林农收益权，推动零散林权适度集中流转，让林农手里的生态产权转化为稳定经营性收入。三是出台生态资产权利赋能正面清单，明确确权后的生态资产可抵押融资、协议转让、入股联营的权利边界，配套完善产权变更备案管理细则，为各类市场化交易提供法理支撑，推动沉睡生态资源系统性盘活为可运营生态资产。

　　深化核算应用机制，做实GEP落地，推动生态账本由“算”转“用”。核算不是目的，应用才是关键。要推动生态价值账本同步转化为规划决策账本、干部考核账本、生态补偿账本。云南九大高原湖泊GEP核算数值位居全国前列，且具备地方专属核算技术规范，但必须扭转“重测算、轻落地”弊端。一是推动核算成果嵌入规划决策体系，将常态化GEP核算结论作为市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重点产业项目准入、生态管控区域调整的前置参考条件，逐步实现省级重点生态功能区GEP年度常态化核算全覆盖。二是推动核算成果融入干部考核审计体系，选取GEP年度增速、生态产品年度交易额等核心指标，纳入地方党政领导政绩评价体系，探索建立生态资产专项离任审计制度，先期在普洱、大理等生态保护重点州市试点推行。三是推动核算成果绑定生态补偿分配体系，推动GEP核算数值与省级生态转移支付资金分配建立硬性挂钩机制，借鉴赤水河流域跨省多元化补偿模式，优化省内跨州市、跨县域流域横向生态补偿运行规则，以量化价值确定补偿额度，提升补偿机制精准性。

　　健全市场交易机制，搭建省级交易平台，实现生态产品有价有市。生态产品市场化程度偏低，症结在于统一交易平台缺位、交易规则体系零散，要整合现有试点经验，构建可复制、可推广、覆盖全省的市场化制度体系。云南应着力构建“省级统一交易平台+多元生态产品品类+多要素组合打包供应”市场格局。一是组建省级统一交易载体，依托全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设立云南省生态产品交易中心，统一制定生态产品认证、价值评估、交易结算、履约监管制度规则，实现林业碳汇、湿地碳汇、水权、排污权等品类常态化线上挂牌交易，搭建纵向贯通州县、横向联动省外的交易网络。二是丰富生态产品交易品类矩阵，系统总结元谋县“光伏配套碳汇”试点经验，拓展湿地碳汇、绿电碳汇、生物多样性友好产品等新品种；推广盈江县区块链确权技术，破解生态资产计量难、信任度不足痛点，降低交易核验成本。三是复制升级要素组合供应模式，提炼弥勒“土地+地热”打包运营内核，拓展“林地+碳汇”“湿地+水权”“基本农田+产能指标”多要素捆绑交易模式，通过资源组合降低单笔交易成本，整体提升生态资产市场估值水平。

　　创新产业融合机制，延伸生态产业链条，实现生态存量全域增值。生态产品的终极价值实现，不在卖资源而在卖产品、卖服务、卖品牌，要推动从“原字号”到“深字号”的产业链跃升。一是“生态+文旅”提质增效，复制景迈山“山上保护、山下发展、茶旅共生”模式，借鉴西双版纳野象谷经营权与管护权分离、特许经营运营经验，把生态景观资源转化为可持续经营性收入。二是“生态+特色农业”提档升级，推广哀牢山立体生态种养布局，推动南华野生菌、凤庆滇红茶由原料外销向品牌化精深加工转型，参照大姚核桃“良种化、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市场化”联动路径，提升农产品精深加工率与生态品牌溢价空间。三是“生态+康养”拓展新赛道，依托全省中药材资源、低纬高原气候优势，培育森林康养、气候疗愈、中医药养生等新业态，拓宽生态价值转化路径。四是在前期西畴等地收益闭环探索基础上，进一步构建覆盖全省的联农带农制度框架，推广晋宁村投公司整合零散农户资源模式、百花岭村收益分配自治机制，完善股权分红、务工增收、土地流转等多元收益渠道，理顺保护主体收益分配格局，扭转“守着优质生态资源却增收乏力”的局面。同时在高黎贡山、无量山等生物多样性重点保护区域，探索生物多样性友好产品认证、生态特许经营权出让等新模式，把全省生物多样性优势转化为专属生态产品价值增长点。

　　强化法治保障机制，固化改革成果，推动转型发展常态长效。制度协同重在理顺部门联动权责，法治保障重在把成熟改革模式定型固化。例如，德国依托《联邦自然保护法》搭建生态账户与生态积分调剂制度；新安江—千岛湖流域历经多轮试点协商，将横向生态补偿机制法治化定型；重庆地票运行依托专项管理办法规范运作，充分印证法治化是改革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云南应主动争创全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法治化先行省份。一是加快专项立法进程，依托《云南省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现有相关条款基础，统筹开展立法调研论证，适时推动《云南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条例》立法出台，以地方性法规形式固化自然资源确权登记、GEP 核算应用、生态产品交易、生态资产离任审计、多元化生态补偿等核心制度。二是完善配套制度衔接，将弥勒市多要素组合供应、产权确权试点成熟规则转化为全省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配套细则，厘清不同类型生态资产权属流转的法律边界，形成全省可复制推广的法治样板。三是健全生态纠纷化解体系，探索设立生态资源环境专门仲裁机构，搭建生态产品交易纠纷调解、仲裁、诉讼有机衔接处置机制，压实生态破坏主体赔偿责任，完善“保护者合理受益、损害者足额担责”的法治化利益格局，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由短期政策驱动转向常态化制度驱动。

　　推动绿水青山“生态颜值”持续转化金山银山“经济价值”，理顺生态管护投入与收益匹配关系，带动各族群众依托生态资源稳步增收，是云南践行“两山”理念最具象的实践载体。站在“十五五”新起点，云南应抢抓国家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改革战略机遇，以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改革打通“两山”转化堵点。一方面，应抓实GEP核算落地应用，扭转重测算轻运用顽疾，把生态价值量化成果转化为治理决策依据。另一方面，应迭代升级生态产品交易体系，推动零散单点交易向规模化、网络化全域交易转型；持续完善生态保护正向激励机制，调动市场主体、各族群众主动参与生态管护的积极性，实现生态保护由被动约束向自觉参与转变。在筑牢国家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前提下，统筹生态保护、绿色转型、民生增收、民族团结等多重目标，走出具有云南辨识度的绿色发展道路。

　　[本文系2026年中共红河州委党校课题（2026dx02）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苏宇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