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区域协调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对“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作出重要部署，这不仅是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战略选择，更是彰显中国制度优势、践行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重要路径。就这一问题，我们专访了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郑丽楠老师。

　　问：为什么说区域发展战略的演进展现出中国式现代化自觉？

　　郑丽楠：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的演变历程，彰显了对区域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折射出中国式现代化从被动适应到主动引领的历史自觉。新时代我国形成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四位一体的复合型框架，既重视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的宏观板块协调，又注重打造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增长极，更恪守生态空间、农业空间、城镇空间的底线约束。这种多极主导的战略布局，通过核心区域的辐射带动与四大板块之间的互补协作，正在重塑中国区域经济格局，体现了对区域发展客观规律的遵循。

　　问：为什么说区域协调发展是对现代化面临的空间约束作出的制度回应？

　　郑丽楠：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特征，使得空间资源配置的均衡性成为必然要求。中国制度优势的关键在于，通过“全国一盘棋”的政治整合将空间均衡上升为国家意志。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赢者通吃”，中国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与横向生态补偿机制，为实现空间正义提供了制度安排。例如，赤水河流域生态补偿机制中，下游发达地区对上游生态保护区的经济补偿，突破了单纯的市场交易范畴，构建起“上游保护、下游受益、协同发展”的生态共同体责任链条。这种制度安排将空间正义从分配环节延伸至生产环节，使生态保护区既能守住绿色屏障，又能分享发展红利，为共同富裕筑牢空间基础，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对空间资源分配的价值引领，为区域协调发展划定了生态红线。

　　问：面向未来，深化区域协调发展要如何实现新突破？

　　郑丽楠：一是以新质生产力布局激活区域发展动能。从实践路径看，需构建“核心引领+特色支撑”的新质生产力空间格局。例如，京津冀、长三角等动力源地区应强化战略科技力量，同时建立向周边及欠发达地区进行技术扩散的机制，实现创新资源的均衡配置。二是以要素协同破解“马太效应”。打破行政区划壁垒，构建要素共享机制，通过项目合作、远程服务等方式促进人才资源均衡流动；依托国家“东数西算”工程，推动数据要素向中西部地区有序流动；在长江、黄河等跨流域地区建立常态化补偿机制。三是以制度创新破除协调发展壁垒。建立跨区域规划编制与实施的协同机制；探索建立跨区域成本共担、利益共享清单；完善差异化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四是以城乡融合夯实协调基础。立足不同区域的主体功能定位，推动县域经济实现“错位发展、串珠成链”。同时，强化县域与中心城市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区域协调发展筑牢根基。

　　云南理论网记者 何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