寸秀山老人讲述“红军灯”的来历。

　　作者 马佳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文献研究所）副研究员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展柜中陈列着一盏行军灯，解说牌上写道：“红军渡金沙江时使用的三方亮行军灯”。灯的主体由黑色铁皮制成，呈长方体状，正面与左右两侧嵌有三块玻璃，顶部装有纵向提梁。点燃灯芯后，光线从三面透出，故名“三方亮”。在长征艰苦卓绝的岁月里，正是这样的灯照亮了红军战士的夜行之路。这盏灯从云南大理鹤庆县而来，在那里，它被称作“红军灯”。

　　红军进入鹤庆

　　在长征历程中，鹤庆虽不如遵义、泸定桥那般声名显赫，却展示了长征历史的合理细节与饱含情感温度的民间记忆。1936年4月11日，红二、六军团进入云南富民后兵分两路，于4月21日在宾川会合，次日从宾川进入鹤庆境内，经黄坪、松桂、金墩、云鹤等地，分三路进入丽江，赴石鼓一带渡江。红军在鹤庆行驻六个昼夜，行程116公里。

　　1936年4月23日中午，红二军团四师先到鹤庆县城。在红军进入前，国民党及县政府敲锣喊话：“共匪窜鹤，所有民众，一律不准招待，违者严加惩办。”许多百姓产生惧怕心理，逃到山里躲避。然而，红军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性质。

　　军民鱼水情

　　红军通过张贴布告、书写标语、演唱革命歌曲等形式向民众宣传：“红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红军英勇，抗日反蒋”等。这些简单明了的标语，使鹤庆群众对红军有了一定的认知和好感。

　　红军进入县城后，释放了被无辜关押的群众，没收地主恶霸的财物分发给穷苦民众。一位穷苦农民被贺龙邀请进屋吃饭，贺龙亲自给他添饭，令他十分感动。躲在山上的群众回家后，发现红军留下柴火费，在贫寒人家还留下毯子、衣物。红军还帮残疾老人打扫屋院、挑满水缸。鹤庆民众纷纷感叹：红军不杀人、不抢东西、吃东西付钱、只整土豪劣绅。

　　参加红军的鹤庆人田麟勋回忆道：“我第一次亲眼看到沿途村庄都有群众自动给红军送茶送水，欢迎红军。县城贴了不少‘欢迎红军光临’的标语，有些商号门口还摆起了香案。”陈靖回忆：“鹤庆人民留给我们的印象太深了……在整个长征路上，像鹤庆那样对红军的热烈而真诚的欢迎确实不多。”鸡蛋、红糖、烧酒送到红军住的屋里。

　　知恩图报的鹤庆老百姓以各种方式支持革命，有27位鹤庆青年加入红军队伍，多位熟知路况的百姓为红军做向导。三方亮行军灯的珍藏者寸秀山老人，便是其中一位。

　　三方亮行军灯

　　寸秀山与红军灯

　　寸秀山，原名洪禹顺，雇农、铜匠，1897年出生于鹤庆。十岁双亲早亡，沦为放羊娃，后被铜匠收为徒弟，做上门女婿后改名寸秀山。

　　红军进县城的下午，寸秀山因担心家中祖父母冒险回家，刚进村就遇见几位红军。红军战士温和地问他：“为什么家家关门闭户？”寸秀山回答：“害怕，都躲起来了。”红军解释道：“我们是红军，是穷苦人的军队，不杀人、不放火，叫他们放心回家吧！”

　　第二天，寸秀山来到县城，看到人们在欢迎红军。在钟楼下，一位红军战士见他穿戴破烂，拿给他一块土布让他缝衣服，寸秀山心中甚为感动。他感叹红军真是穷人自己的军队。

　　当红军询问是否能帮忙带路时，寸秀山一口答应。当天半夜部队出发，寸秀山提着红军的一盏三方亮行军灯走在队伍前面，翻过西山，经石灰窑，进入丽江，第二天傍晚到达石鼓。临别前，首长紧握他的手说：“谢谢你，老乡，回去吧，家中有老有小，要你照顾。”说完，把一件棉大衣披在他身上，并把三方亮灯赠给他照路回家。

　　解放后，寸秀山成为各项工作积极分子，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带着三方亮灯到学校与农村讲述红军过鹤庆的故事，鼓励青年学习红军、继承革命传统。

　　从1958年起，鹤庆县开始征集红军长征过鹤庆的实物资料。寸秀山老人珍藏的三方亮灯被征集，之后又被移送到北京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永久保存。

　　一首红军灯的歌谣被编写出来并传唱至今：“红军灯，放光明，看见红灯想亲人；红灯照亮前进路，贺龙就是引路人。红军灯，亮晶晶，看见红灯想红军；红灯照得三河变，山山水水一片新。红灯照亮穷人心，红灯就是红军心；穷人最爱红军灯，爱灯更爱老红军。”

　　如今，长征这段历史，化作了博物馆里的文物、民众口中的故事、歌谣里的唱词，被持续地展示、观看、口述与传唱。这些叙事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之间血肉相连的本质关系——它超越了政治宣传的范畴，触及人心深处对公平、正义、尊重与美好生活的普遍渴望。今天，长征的叙事载体在变，形式在创新，但其内核——对红军精神的认同、对党的感恩、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始终未变，代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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