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余务洪 中共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委政策研究室

　　何为好文章？读者对此观点各异，笔者读杨绛先生的文字深有感受，可为一答：词气平缓，简约真淳，如流水自然，无雕琢之弊，掩卷后其精妙却难再现奇妙。此正所谓“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反之，亦常见无病呻吟，华而不实之作，或雷同堆砌，或烦言碎辞，读罢空无所获。

　　文风之别，非止文字风格之异，实为作风深浅的镜鉴。全党纵深推进作风建设，改进文风、会风、话风是应有之义，亦是检验成效之标尺。作风为内核，文风为表现。文章如何写、会议如何开、话如何说，直接映射党员的思想态度与工作风格。故改进文风不可仅囿于止于修辞，必须追根溯源：有何种作风，便有何种文风。文风之正，本于作风之实。

　　一、自然天成的文风，源自脚踏实地的作风

　　好文章追求“自然天成”“气韵生动”，其生命力来自脚下的土地与身边的人民。用活生生的群众语言写文章，是让文章内涵入脑入心的不二法门，能体现出作者心系群众、作风扎实的鲜明本色。

　　这种“俯身”作风，与一些脱离实际、空话连篇的话风、会风形成鲜明对比。例如，在一些基层工作动员会上，有的同志大谈要“分析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什么重要抓住什么、缺什么补什么”，听起来头头是道，实则“博士买驴，书券三纸，未见驴字”，并未触及本地实际工作的具体问题。言辞泛泛、空洞无物的报告，表面是语言表达问题，深层根源却是作风不实、脱离实际。由于缺乏周密系统的调查研究，对实际实情与内在规律“心中无数”，便只能用“正确的空话”“万能的套话”装点门面，掩饰思想的贫乏。这警示我们，每一位从事具体工作的同志，都可能面临文风、话风的考验，必先从改进作风入手。唯有躬身实践，问计于民，摸清实情，才能写好读的文章、讲有用的话、做实在的事。

　　这种“俯身”作风，要求彻底摒弃“说教味”与“官腔”，理论宣传尤须如此。艾思奇撰写的《大众哲学》能够成为点燃无数革命青年理想之火的“救命之书”，正在于它用通俗晓畅语言，让深刻的哲理从书斋走向大众。毛泽东同志赞其“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并一贯强调，要实现理论武装，作者的情感必须与群众“打成一片”，语言必须向群众学习。若脱离实际，写出的理论文章便容易空话连篇、言之无物。好的文风如万物生长，是从生活的沃土中生长出来的，只有思想感情真正与百姓相通，文章方能洗尽铅华，散发泥土的芬芳与生活的气息。

　　二、言之有物的文风，源自严谨求实的作风

　　好文章绝非妙手偶得，杜甫言“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钱学森说“下笔千钧”，皆把写当作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严肃事业，这种敬畏之心本身就是严谨作风的体现。

　　此作风追求“信、达、精”与求真的准则。“信”为底线，要求内容真实、态度真诚；“达”是要求，必须将问题想透彻，并清晰晓畅地表达；“精”系追求，需有真知灼见，语言凝练。而其核心在于求真：一是问题须真实，研究始于真问题，否则如无的之矢；二是表达须真切，力戒堆砌辞藻、炫耀技法；三是情感须真诚，以手写心，方能引发共鸣。

　　钱学森是其中的典范。他始终致力于解决重大实际问题，为掌握相关工程的研究数据，仅计算手稿就多达800余页，反观当下，一些学术文章、报告或缺乏数据支撑，“新瓶装旧酒”；或过度复杂化，把简单问题玄虚化；或语言空洞，车轱辘话来回转，令人不知所云。改进文风，应端正学风与工作作风，摒弃投机取巧思想，倡导厚积薄发，让文章与言说承载真正的思想分量与实践价值。

　　三、简洁有力的文风，源自讲求实效的作风

　　文章优劣，首重内容，而非长短。须“因文制宜”，追求“得体”。实用文体当明晰高效，审美文体多姿多彩，但都需力求内容与形式的和谐统一，即孔子所倡“文质彬彬”。若“质胜文”则显粗疏，“文胜质”则流于浮华。

　　文章写得简洁有力，是智慧更是功夫。古人视“简明通俗”为至高境界，因“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这不仅需要一颗为读者着想的心，更离不开锤炼语言的功力。老舍先生为千字文琢磨数日，叶圣陶先生对标点字词反复推敲，汪曾祺先生将语言比作需反复揉捏的“面”，皆是例证。然而，受量化考评、形式主义等风气影响，“米不够，水来凑”的注水文章、故弄玄虚的“术语秀”、为场面而生的“车轱辘话”并不鲜见，甚至还有使用人工智能拼凑出的模式化文章。这背后是急功近利、华而不实的表现，必须下决心改掉长篇累牍的空洞文风，精简冗长低效的会议，让文稿创作者和广大干部从文山会海、数字枷锁中解放出来，把更多精力放在干事创业上、推动发展上。

　　四、气韵生动的文风，源自担当创新的作风

　　文章宜与时俱进，但决不能哗众取宠。其灵魂在于“问题意识”与“正大”格局。从孟子针砭时弊到鲁迅拷问国民性，其文章穿越时空的力量，皆源于对时代真问题的深刻洞察与担当精神。此即“文章合为时而著”的真谛。没有深入一线的调研，就写不出有温度的文章；没有直面问题的勇气，便易陷入“以会议贯彻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的形式主义怪圈。

　　创新，应当是在扎实研究基础上的实质创新，是提出真知灼见，而非玩弄新概念。这也意味着表达上要深入浅出。“深入”是理论深度，“浅出”是传播艺术。白居易奏议平易近人而内含诗意，正是“化高古为平易”的革新典范。好的理论文章，动机要诚、语言要朴、论述要实，用“浅出”的方式实现“深入”的效果。

　　为文需有“气”。“气”是文章贯通一体的逻辑脉络，更是作者倾注其中的真挚情感和专业精神。应有感而发，非为功利；应心系读者，力求共鸣。“气”的背后，是长期涵养的功夫，是广博的阅读、持续的深耕、深刻的洞察。唯其如此，文章方能如“案头之山水”，自然天成，气韵生动，最终实现“文须有益于天下”的宗旨。

　　（责任编辑 苏宇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