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陈昆亭 何媛媛 云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庞春平 云南财经大学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对民生建设的理论探索和认识达到全新高度。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明确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特征：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在这一时代背景和战略目标下，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入推进，经济结构持续调整，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深刻影响着就业的规模、结构和质量。我国拥有庞大的劳动力资源，每年新增劳动力数量众多，这既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也给就业带来了巨大压力。如何将人口优势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实现充分就业，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同时，就业是实现收入分配公平、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的关键途径，高质量就业能够提高劳动者收入水平，缩小贫富差距，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基础。此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要求劳动者在获得稳定物质收入的同时，实现自我价值，获得精神满足，这对就业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及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绿色产业、外向型经济等发展，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和岗位需求。因此，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民生建设视角下的就业发展投入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就业作为民生之本，开展就业发展研究是中国式现代化民生建设的本质要求。从政治经济学视角来看，就业是劳动者通过劳动参与收入分配的重要途径。然而，当前关于就业发展的投入以及劳动力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依据、机制和路径，尚未得到充分探讨。本文从建立就业发展投入激励机制、收入分配补偿机制、劳动力分类转化机制、公益反哺机制等方面展开路径分析，并提出税收优惠、收入激励、公益服务等政策建议。

　　　　中国式现代化对就业发展的要求

　　中国式现代化内涵丰富、特征鲜明。人口规模巨大决定了我国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就业压力与挑战，需要创造大量就业岗位以吸纳庞大的劳动力群体。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求就业发展促进就业机会公平分配，提升低收入群体的就业能力和收入水平，缩小不同地区、行业、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意味着就业不仅要满足物质生活需求，还应注重劳动者的精神需求，提供具有发展空间和成就感的工作岗位。

　　在就业数量方面，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经济持续增长需要大量劳动力支持。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发展均需投入适配劳动力，对更高素质的劳动力需求不断增长。同时，我国每年新增大量劳动力，包括高校毕业生、农村转移劳动力、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为实现充分就业，就业发展必须持续创造足够数量的就业岗位，满足不同群体的就业需求。

　　在就业质量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对就业质量提出更高标准。高质量就业首先体现在劳动者收入水平上，要求就业发展投入机制促进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合理提升劳动者工资待遇，使劳动者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在社会保障方面，完善的投入机制应确保劳动者享有全面、可靠的社会保障，如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此外，高质量就业还应注重劳动者的职业发展空间，通过教育培训投入，提升劳动者职业技能和综合素质，为劳动者提供晋升机会和职业发展通道，助力劳动者实现自我价值。

　　我国就业发展投入机制的路径分析

　　建立就业发展投入的激励机制。在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背景下，研究就业发展需首先解决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的培育投入问题，而培育这些高素质劳动力的关键在于教育。教育投入包括公共教育投入和家庭投入两个层面。公共教育投入肩负普惠大众的社会职责，各教育阶段有明确的“标准件”生产要求，家庭教育投入应成为公共教育投入的有益补充，结合实际，成为开发个体个性化、创造力、创新力的投资主力，尤其在幼儿到高中阶段，家庭对成员的个人兴趣爱好、个性化发展、习惯养成、人生观价值观、视野思维、就业选择等方面影响重大，这些因素对培养高素质劳动者不可或缺。教育产品“个性”和“共性”的共生对培养创新型人才意义重大。我国目前教育强国指数居全球第23位，较2012年上升26位，是进步最快的国家，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的正确性。

　　一方面，由于优质教育资源稀缺，教育内卷现象突出，家庭教育投入承载着家庭成员对未来就业竞争力的期望，导致当下家庭教育支出大量用于补课，与公共教育内容重叠，资源配置重复低效，不利于创新创造力培养；另一方面，在社会快速发展的形势下，劳动者就业能力提升依赖持续性学习，包括企业培训和个人主动学习，这涉及企业经营成本和家庭支出，受支付能力和资金使用效率制约。基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对劳动者创新力和技能适应力的本质要求，应建立家庭教育投入与公共教育投入作用互补的激励机制；就业后企业培训投入和劳动者自身学习投入也应获得政策鼓励，以充分发挥政府、企业、家庭三维就业发展投入的作用。

　　建立就业发展投入的分配补偿机制。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先实现收入占有上的共同富裕，全体人民才有可能通过商品交换实现财富占有上的共同富裕。因此，需要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实现公平公正的收入分配，这种分配方式能调动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激发生产要素的活力和创造力，且具备效率［1］。马克思提出，必要劳动是劳动者满足本人及其家属必需生活所耗费的劳动，剩余劳动是扣除必要劳动后的剩余部分，劳动力的使用价值不仅生产劳动力价值，还生产剩余价值，劳动者出卖劳动力使用价值，仅获得劳动力价值转化的价格收入，以维持劳动力再生产。劳动者的需求可分为生存需要、发展需要和享受需要三个层级。生存需要是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最低要求的物质生活需要；发展需要是实现劳动力再生产量的增加和质的提高所必需的物质和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生活需要；享受需要则是超越生存和发展需要，更高层级的物质、精神和生态层面的需要。

　　在就业过程时期，劳动者获得的劳动收入必须能够支撑满足 “三个需要”，即对必要劳动的界定应在新时代进行内容扩展，以对应收入初次分配额度，进一步细化界定必要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合理范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调动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关键在于处理好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必要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关系。必要劳动必须满足动态变化中的劳动者的生存、发展和享受需要，剩余劳动必须适应必要劳动的动态变化进行调整。在发展新质生产力过程中，培育新的劳动力会产生价值（虽非当期价值），家庭对下一代成员的教育投入以及劳动者对自己或用人单位对员工的继续教育投入，一方面作为就业过程期必要劳动，应在初次分配环节参与必要价值分配；另一方面，教育投入具有资本性，应在再次分配环节以资本投入形式参与剩余价值分配，以此激发劳动者投入劳动，并激发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投入教育资本的积极性。由于每个家庭在公共教育投入之外的教育投入不同，对人力资本积累的贡献不同，企业在员工继续培训方面的投入也各不相同。从国家层面看，人力资本是经济发展的重要要素，应在剩余劳动部分通过二次分配建立补偿机制，在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之外，补充多投入多得，在就业过程时期以及就业后时期，对继续教育投入以及就业前准备时期就业能力培养的投入成本进行补偿，减轻投入负担，激发投入积极性，体现公平，发挥好与公共教育投入的互补作用，为培育劳动者的创新力注入新活力。

　　建立就业发展投入的劳动力分类转化机制。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我国要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以产业升级构筑竞争新优势，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但发展新质生产力并不意味着几亿劳动力都从事高科技新兴产业，这不符合客观发展规律。事实上，发展新质生产力并不意味着完全取代传统生产力，二者需要融合发展、协同并进。应从人才梯度建设角度，实施新质生产力条件下劳动力的分级分类培育和转化。通过教育体制改革，结合特色化家庭教育投入的补偿和激励，一方面在就业前准备时期着力建立稀缺的头部劳动力培育机制，使其成为新质生产力从 “0” 到 “1” 突破的主力军；另一方面在就业过程时期着力形成规模化的、适应新发展要求、胜任新业态、匹配新型岗位的腰部就业群体。此外，要通过法律保护经济多样性，保证小众产业如小微企业、个体户等底部传统的就业创业群体通过劳动参与社会分配，发挥毛细血管作用，将发展新质生产力带来的高产出剩余价值惠及民众，实现社会发展成果共享。

　　建立就业发展投入的公益反哺机制。根据马克思劳动力再生产理论，退休劳动者的社会价值具有再开发价值，其经验技能具有持续使用价值。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有2.8亿，其中具有专业技术职称者占23.6%；技能型劳动者经验价值半衰期达15—20年，与现行60岁退休年龄存在资源错配。在退出就业后时期合理配置退休劳动者人力资源，避免要素闲置，从公益角度反哺社会就业发展，是对社会资源的进一步优化。如美国开展的“返聘专家计划”中将退休航天工程师组成顾问团，解决了上百项技术难题，节省研发成本成效明显；我国开展的“银龄教师计划”，退休教师赴偏远地区支教，使当地教师队伍高级职称占比明显提升。

　　退休劳动者拥有丰富的工作经验、专业技能和社会阅历，通过合理选配参与公益活动，可间接增加就业发展中的人力资源投入；退休劳动者长期工作，对不同行业发展趋势、职场规则理解深刻，参与公益就业指导，能为求职者提供更具针对性和实用性的建议，优化就业指导服务。例如，退休的企业管理人员可结合自身经验，为大学生讲解职场人际关系处理、职业晋升路径等知识，帮助求职者更好适应职场，提高就业质量 。

　　　优化就业发展投入机制的政策支持建议

　　给予税收优惠。在家庭教育投入方面，对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进行升级，可将现有“继续教育专项附加扣除”扩展为 “终身教育账户”，涵盖职业资格认证、数字技能培训等支出，并提高扣除限额；对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紧缺领域的培训支出实施定向激励，给予加计扣除。在企业培训投入方面，实施协同激励机制。例如，企业资助员工参加继续教育的费用，可按照1:2的比例享受企业所得税加计扣除；对组织“员工—家属”联合培训的企业，额外给予一定比例的增值税即征即退优惠等。

　　完善劳动力资本参与收入分配机制。政府应在相关领域积极出台政策，保障和支持劳动者以劳动力资本参与利润分成，优化收入分配机制。制定“不低于”分配原则，如劳动报酬增速不低于企业利润增速、职工福利支出占比不低于固定资产折旧率等；修订相关法规条款，允许技术骨干以人力资本折价入股。

　　搭建公益服务平台。政府或社会组织应搭建专门的退休劳动者公益服务平台。该平台可以整合退休人员信息，包括他们的专业背景、工作经历、志愿服务意向等，同时收集企业和社会对就业服务的需求信息。例如，通过线上平台，企业可以发布职业技能培训需求、就业指导讲座需求等，退休人员可以根据自身能力和兴趣选择参与项目。平台还可以对退休劳动者参与公益服务的情况进行记录和评价，颁发公益就业服务证书，激励他们积极参与。

　　开展针对性公益项目。政府劳动与就业主管部门可以根据就业发展需求，设计一系列针对性的公益项目。如开展“退休专家进企业”项目，组织退休的技术专家、管理专家定期到中小企业提供技术咨询、管理诊断等服务，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提升竞争力，促进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又如实施“银发导师计划”，组织退休的资深职场人士担任大学生或年轻求职者的导师，通过一对一辅导、小组讨论等形式，为他们提供职业规划、求职技巧等方面的指导。

　　　【参考文献】

　　［1］李松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产权逻辑与中国式现代化[J].消费经济，2023年8月第39卷第4期第2期.

　　（责任编辑 李 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