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龄贵

　　作者 邹建达 云南师范大学

　　方龄贵出生于东北，从“九一八事变”到抗战胜利，从东北出关到西南联大求学，历时十余载之久。学业有成后，继续扎根奉献于云南，在科研教学岗位上奉献60余年。

　　有关方龄贵早年的经历，他曾在访谈中谈道：“1931年，当我读高小二年级的时候，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日本兵占领了东北，迫于生计，父亲回家务农，自己在乡下读私塾。”此时的东北三省已经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方龄贵被迫于1935年告别家人前往尚属平静的北平求学。因生于贫苦之家，家里无法支撑求学的费用，全靠自己投稿赚取微薄的稿费贴补生活。1938年，高中毕业，他报考了已南迁至湖南长沙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还未等到发榜，就因长沙告急，人们纷纷西行避寇，方龄贵苦无路费，只能步行46日至重庆，然后求助于师友，终于抵达昆明进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学习。他从此与昆明结缘，并在这片土地上奉献终身。

　　方龄贵如何走上蒙元史研究这条道路的，他曾回忆称：“我报考历史不是因为喜欢历史，而是希望成为一名作家。”他曾经反复诵读沈从文的《边城》，后在著名作家萧乾引见下，拜访过文学大师沈从文，并得赠送《蒙古秘史》，这才与蒙古史结缘，并将蒙古史研究作为自己一生之追求。大学期间一篇《元代边徼诸王叛乱考》更加坚定了方龄贵研究蒙元史的决心。

　　1942年大学毕业，方龄贵考取北京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史学部，求教于姚从吾、邵循正两位先生门下，二位先生对其精心栽培，倍加呵护。正是这一时期，方龄贵开始跟随邵循正接触、学习英、日、法及波斯、蒙古等多种语言，也为后来方龄贵研究蒙古史打下了坚实的语言基础。

　　方龄贵获硕士学位时，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分别复员北返。方龄贵因家累滞留昆明，在云南大学文史系任讲师一年，后转入云南师范大学历史系任副教授、教授兼系主任，校图书馆馆长，直至1987年退休。在这数十年的岁月中，方龄贵依然笔耕不辍，一直致力于蒙元史研究。他治学旁征博引、融汇中西，相继出版了一系列相关著作，并著有论文数十篇，发表于《历史研究》《文学遗产》《民族研究》《史学史研究》《社会科学战线》《思想战线》《西北民族研究》《内蒙古社会科学》《云南社会科学》《广西民族研究》及各大学学报。

　　方龄贵出版专著6套。《元朝秘史通检》，于198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元朝秘史》即《蒙古秘史》，是研究蒙古历史、社会、文学、语言最重要的古典文献，明初由蒙古文译为汉文，为蒙元史学者必读之书。为了便于寻检，往往都要自己动手，编制一个有关人名、地名、姓名的索引，是一件很必要而又很繁琐的工作。此前有王国维、日本学者箭内亘对该书进行整理，但均未正式出版。方著《元朝秘史通检》以《四部丛刊》三编本《元朝秘史》为底本，于每个条目所在收专名之下，注明所见卷、叶、节次，用拉西字转写对音，并立“对校”一栏据叶氏观古堂刻本、俄本逐条勘对，别其异同正其讹误，又立“附见”一栏，将《圣武亲征录》和《元史》所见的相关异名，收录互见。此书既出，可免同道自编索引之劳。

　　《大理五华楼新出元碑选录并考释》，2000年由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1972年云南大理城拆除明初修建的五华楼，发现一批垫作石脚的元碑。1976年，经云南省文化局和大理党政部门商定，对这些元碑进行拆换清理，又发现元碑66通，及宋（大理）碑3通，纪年为宣光九年（1379年）的北元碑一通，远比《新纂云南通志》金石考所收者为多。方氏据此撰写对这批元碑（含宋碑）考释的论文10余篇，并与王云合著《大理五华楼新出元碑选录并考释》。

　　《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1991年由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版。本书先以油印本提交于1981年在乌鲁木齐召开的蒙古史学会年会。并请元曲大家吴晓铃指正。书内收蒙古语87条。1981年由汉语大词典出版社正式出版，在海内外颇有反响，一经出版就引起学界广泛关注，更有学者对该书高度评价：“先生此书融蒙古语学、元曲学、元史学于一炉，环顾当世，有此功力者或有几人，而有此毅力者唯有先生。”吴晓铃在为本书所写序言中推为“必传”之作。

　　《古典戏曲外来语考释词典》，2001年由汉语大词典出版社、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与《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为姊妹篇，该书出版后，作者又获见前此元从寓目的中外有关文献及个人钻研所得，从而对旧作进行大量的修订增补，同时应读者要求，把清代戏曲中的蒙古语收入，所收蒙古语系目已近200条，并有部分来自波斯语、阿拉伯语的词语及来自满洲语的借词，书名改为《古典戏曲外来语考释词典》。

　　《通制条格校注》，200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本书入选国务院古籍管理出版规划小组编制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2—1990年）》。《通制条格》是元代政书《大元通制》的一部分，其中内容与元朝的典章制度、法律、社会经济有关的史料很多，深为学术界推崇。《通制条格校注》作者寻检有关史料，旁搜远绍，对该书作认真校点，并就书中有关人名、地名、名物制度，以及书中偶见蒙古语和其他外来语等，逐条进行注释考订。

　　《元史论丛》，2004年由民族出版社出版。该书将方龄贵不同时期的重要论文收入其中，勾勒出他60多年研究元史的基本轮廓。

　　方龄贵的史学著作在不失严谨的同时，又多有文采。其严谨得益于姚从吾和邵循正两位老师，文采得益于沈从文。方龄贵治元史达60年之久，这期间所撰论文和所著书籍大都为填白之作或开山之作，发前人未发之声，从而奠定了他在研究元史中的重要地位。

　　方龄贵不仅是蜚声中外的学者，同时也是教育名家。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在云南从事教学工作，曾在小学、中学兼课，也在大学任教。他在大学开过中国通史、中国古代史、蒙古史、元史等科目；也给中学生上过语文、英语、历史课。1987年，方龄贵退休后继续返聘回校给研究生上课，讲授蒙元史，在教育岗位上持续发光发热。他曾在访谈录中说道：“教书不但是我的职业，也是我的乐趣，所谓‘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我觉得我的生活很充实、很满足、很幸福，可以说，我并没有虚度年华。我常讲，人如果有第二次生命，我将毫不迟疑地仍然选择教书这个行当，不离开三尺讲坛。倘问我的人生感悟，那就是8个大字：愿为红烛，甘做人梯。如此而已。”

　　（责任编辑 李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