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木基元

　　范义田，（1909—1967年），字楚耕，玉龙县石鼓镇人。他一生孜孜好学，孤心苦诣，矢志于中华民族史的系统研究和中国各民族及族群历史源流、关系的考求，探寻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史、盛衰起伏之轨迹，为后辈们留下了精准的研究成果和公允的科学论断，被公认为近现代云南学术史上学识渊博、思想敏锐、视野宏阔、方法端正、立意精深的学者。

　　范义田有着传奇一般的人生经历。他出生在长江第一湾的一个农民家庭，其父范克明教私塾及小学，其母种田煮酒。范义田从小聪慧，勤苦好学。高小肄业后在家半耕半读，19岁考取家乡石鼓河会初小教员。21岁离家到昆明，先在教导团当录事，后到织袜厂做记账员。1931年，只上过小学的范义田参加省教育厅的职员考试，竟然以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为三等职员。厅长龚自知慧眼识珠，于1932年派他到公费的师范学院（后并入云南大学）教育系深造。

　　1934年，范义田大学毕业后返教育厅工作并兼任《云南日报》编辑，年仅28岁便被任命为省立丽江中学校长；经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与张子斋同往延安考察战时教育，成为当时极少数到过延安的云南进步人士之一。“皖南事变”发生后，范义田回乡养病，任滇西北督学，在丽江、大理讲学研究。1951年，范义田在“清匪反霸”运动中被错处，次年获释。1953年，省委统战部安排范义田到省民委调查研究室任特约研究员，让他侧重从历史文化典籍中辑录有关云南各民族历史资料，参与民族简史的编写和社会历史调查报告的修改。1963年后下放到省民委百花山农场。1967年10月因病离世，年仅58岁。

　　1944年9月，范义田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云南古代民族之史的分析》，这是本土学者所著的第一部云南民族史著作。该书以中国西南诸民族尤其是以明家（白族）为重点，对其形成发展作了多角度探讨。范义田把研究对象纳入整个中华民族活动的大背景中，把中国古代民族分成高原系、盆地系与海洋系三大系统，云南之族以高原族系为主，提出云南的历史即“云南古代各宗族之混合、变迁、发展及其汉化之历史”。范义田通过解读研究白族历史，尤其是以南诏大理历史文化为突破口，得出了“云南民族史是云南古代史之中心部分，亦同样为中国民族史之一环”的精辟论述，首倡了“中华民族整体观”的学术思想。

　　范义田在书中这样阐明自己的学术观点：“云南自秦以来即为中国之一部，其政治、文化，不能离开中国而孤立；自战国时庄蹻王滇，秦汉时通道置吏以来，一切政治之设施，战争之活动，皆不能离开我国历代政治之关系，实际即为中国历史之一环……故云南之政治史，乃中国政治史之一部分。”范义田首倡的中华民族整体观之学术思想，深深启发和影响了一代学人的创新思维。

　　范义田熟读历史典籍，治学方法严谨，且有卓尔不群之飘逸。他考证南诏之“诏”，始见于隋唐之际，引见《晋书》等史籍实为氐人称帝王的名词。云南文史学家徐嘉瑞称赞：“南诏之称，人人知之，但从史乘中寻出最古而最可信之记载者，以范义田为第一人。”范义田还对中国古代史，尤其对西周封建社会、井田制和亚细亚生产方式作了深入研究，发表《周代封建社会的发展》《西周的社会性质——封建社会》等力作，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他与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白寿彝、尚钺等国内著名史家一起进行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分期的重要讨论，在权威学术刊物《文史哲》上发表一家之言，故有“大范”（即范文澜）和 “小范”（即范义田）之说，可见其深刻影响。

　　范义田还拥有宽广的学术视野，他指出：“欲研究分析云南之族，自应同时注重于各族现实社会之调查，作人类学及土俗学之研究，以观其融合变迁之历史遗迹。”他还提出应对古代西部高原族的活动状况，以及高原族与海洋族的关系等，加以综合连贯的观察和分析，梳理云南民族的线索，开展民族现实社会的调查，这实际上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所开展的各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及民族识别的工作。

　　范义田的学术成果并不止于历史学研究领域。他凭着天资与勤奋，在民族教育、哲学研究、文学创作、文学研究等宽广的学术视野中尽情翱翔，成果丰硕。1946年至1950年，完成《先秦诸子思想大系》，这是云南第一本系统研究先秦哲学的宏大著作；他潜心于《诗经》，对中国先秦社会史作了独到的研究；他注重云南边疆民族教育问题，将边疆民族地区的教育与民族的团结、边防的巩固、人民素质的提高、经济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他关注文学研究，用金沙江边的口语，以诗歌形式翻译《离骚》和《九章》，所撰《词与诗的关系及其形成发展》一文，对胡适的观点进行了大胆的批评……

　　值得关注的是，范义田的这些成果，多是在他30岁至45岁的壮年时间完成的。这与他早年到延安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找到了严谨的治学方法和思路是密不可分的。云南大学张文勋教授在研读《范义田文集》后感慨地说：“范先生道德文章堪称一流！如果当年能相识范先生，我们心中的许多难题早就破解了！”

　　（作者单位：西南林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