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马峰 云南大学

　　李广田（1906—1968），山东邹平（原齐东县）人。原名王锡爵，号洗岑，因过继给舅父李汉云改名李广田，笔名有曦晨、李曦晨、洗岑、望之、黎地等。他是杰出的教育家，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英文系，执教山东等地，后任教于西南联大、南开大学、清华大学、云南大学，曾担任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副教务长，云南大学副校长、校长等职。李广田受到五四新文化、新思潮、新文学、新精神的影响，在时代坎坷中磨练出坚韧的人文品格，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与严正的学术风范，恰是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

　　早在青年时代，李广田在诗文创作方面就展露出非凡才华。在文学创作方面，他建树甚广，尤其以散文最为出色。他是教育家、诗人、文艺批评家，更是中国现代优秀的散文家之一，在中国现代散文史占有着重要地位。他的散文融会了“诗的圆满”和“小说的严密”，独具风格，自成一家。1978年，香港评论家梅子在编选《李广田选集》时将其散文作品归入“现代散文的瑰宝”。关于其人其文，冯至给他“文如其人，人如其文”的评价，中学同学臧克家称他为“大地之子”，李健吾称他是“中华民族引以为骄傲的地之子”，季羡林也讲道：“他有一颗热忱的心，能够为祖国的教育事业贡献力量。他手里有一支生花的妙笔，他能够鼓吹升平，歌唱我们这一个太平盛世。”

　　汉园诗人的北大登台

　　1929年，李广田考入北京大学文科预科班。1930年，发表了诗歌处女作《寂寞》和散文处女作《狱前》（原载《未名》半月刊终刊号），从此正式踏上现代文坛。1936年，他与北京大学的同学卞之琳、何其芳出版诗歌合集《汉园集》，被文坛称为“汉园三诗人”。李广田的早期诗风融入强烈的感情色彩，《行云集》的命名也体现出青年行旅的洒脱与牵念。其中，《地之子》则是广受赞誉的诗歌代表作。他对土地深情讴歌，不限于对山东故乡的眷恋，而是寄予了对中华大地的赤诚热爱。

　　“我是出自土中，

　　来自田间的，

　　这大地，我的母亲，

　　我对她有着作为人子的深情。”

　　他追求脚踏土地的实在感，心系人间的土地气息，这种土地情怀也成为其文学理念的一大核心。虽然李广田最早以诗人名号为文坛所熟知，不过他后来的诗歌作品并不多见，直至1958年才出版了唯一的单行本诗集《春城集》。这部诗集分成两辑，上辑中的《春城杂诗》是昆明岁月的所见所感，《教育诗》《寄红领巾》无不显出对教育事业的执着热爱、对青少年学生的无私关爱；下辑中的《乘风破浪》则不乏关注新中国昂扬发展的时代脉搏。在孙悦冬看来，李广田的诗经历了从“低吟诗人”到高歌战士的变化，这一评价恰切说明了诗人将“小我”与“大我”兼容的诗歌理路。

　　乡土文学的大地风度

　　李广田以散文创作著称，先后著有《画廊集》（1936年）、《银狐集》（1936 年）、《雀蓑集》（1939年）、《圈外》（1942年）、《回声》（1943年）、《灌 木集》（1944年）、《日边随笔》（1948年）、《西行记》（1949年）、《散文 三十篇》（1956年）等。他的作品具有浓重的乡土气息，他在第一部散文集《〈画 廊集〉题记》中曾自剖心路，“我是一个乡下人，我爱乡间，并爱住在乡间的人们。就是现在，虽然在这座大城里住过几年了，我几乎还是像一个乡下人一样生活着，思想着，假如我所写的东西里尚未能脱除那点乡下气，那也许就是当然的事体吧。”在《银狐集》里，他从个体的主观抒写渐渐转向身边人物的客观描写。《圈外》《回声》等记录了抗战时期流亡辗转的痛苦经历，他并没有消沉于苦涩的黑暗记忆，而是努力寻找着光明与力量。抗战胜利后，在《日边随笔》中，他抒发着炽热燃烧的生命情怀，富有人间气息的作品也为时代光影留下弥足珍贵的印记。《散文三十篇》可以视为他从事创作20年来的阶段小结，虽然他自谦地将写作视为教学工作之余的副业，但是该选集的《序》中仍体现出知识分子的强烈社会责任感：“我写了一些在旧社会里受折磨的人和没有出路的人，我对于那个已经死去的旧中国表示了一些不满的意见，但也仅仅是表示了一些不满的意见而已……若问这些文章到底有什么意义，勉强说，也不过是多少反映了那个旧社会的某些方面，而这中间也还揭露了像我这样一个知识分子。”

　　对于他的散文风格，卞之琳也指出：“后来广田就一本一本的尽出散文集，风格也有了变化，触发过去的回忆少了，面对现实，向前看，讲道理，论艺术的文章多了，虽然朴实、真挚、亲切的基本格调未变，虽然早已不能再像东斋日子里那样慢悠悠地走路了。这都是打上的时代印记和社会印记。”其实，不只是在散文作品中，在小说创作方面，李广田同样标识出鲜明的时代性与社会性。他著有短篇小说集《欢喜团》（1943年）和《金坛子》（1946年）。另外，他在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引力》（1948年）中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后被日本作家罔崎俊夫译为日文并多次再版，而今也被列入“百部红色经典”。

　　文艺批评的严正风范

　　李广田既是著名的中国新文学作家，也是献身教育的严谨学者，他在文艺批评、教育论说、文学理论等领域均有创见。冯至讲道：“他一生没有离开过学校，他诲人不倦，教育青年如何做人，青年影响他不断进步，使‘教学相长’这句老话有了新的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把他热爱的文学创作放到一边，全心全意献身于 党的教育事业……他待人诚恳，创作严肃，文如其人，人如其文，他是当之无愧的。”在长期从事教学与管理的生涯中，从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到高等教育，他都热情投入，体现出文人教育家的育才精神。

　　1948年，他在传记《自己的事情》里直言：“我的兴趣转移到批评方面了。我以为今天应该建立一种严正的文学批评，以配合今天的政治文化工作。”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他在教学中撰写了关于文学与教育的大量论著，有文艺批评集《诗的艺术》（1943年），文学批评集《文学枝叶》（1948年），评论集《创作论》（1948年）、《文艺书简》（1949年）、《论文学教育》（1950年）。其中，1982年由香港昭明出版社首次出版的《文学论》实际完成于1946年5月，原是李广田在西南联大讲授“文学概论”的讲稿，但在生前并未公开出版，而《文学枝叶》《创作论》的内容大都出自该讲稿。目前所见的《文学论》仅是作者的第一卷手稿，第二、三卷已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幸遗失。在诸多文艺批评论著中，《文学论》无疑最具理论性与系统性，他从“几种不同的文学观”“文学的发生和发展”“文学的基本特质”“文学的创作”“文学的内容和形式”“文学的价值”等层面深入论析，他赞同唯物史观的科学文学观，并总结了文学的定义：“文学是以实际生活为素材，以语言文字为工具，通过了作者的认识和想象，用艺术的手法，作形象的表现，而构成一个内容与形式完全一致的完整世界，其作用为，使读者认识生活，鼓舞生活，并创造生活。”同时，在《文学枝叶》《论文学教育》及集外的评论中，他对中学的国文教学与教材，对大学的新型师生关系与提高教学质量等也有大量论述。

　　民间文学的少数民族范本

　　在文学创作、治学研究、教学管理之余，李广田还积极投身于民族民间文学的整理与研究，并在整理彝族支系撒尼人的长篇叙事诗《阿诗玛》和德宏地区傣族民间叙事长诗《线秀》的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1959年，重新整理的《阿诗玛》出版，他在序中充分肯定了原整理本在搜集传说异本、忠实塑造阿黑和阿诗玛的形象、保留撒尼人民口头创作的艺术风格等方面的成绩，也指出阿黑射箭斗争处理不当、中外批评者对尾声争议等不足之处。同时，关于民族民间文学的整理，他认为要严肃认真地搜集、翻译、研究、整理少数民族的口头创作，在如何对待原材料、 充分的科学工作与认真学习、尊重长期形成的民族风格等问题上提出切实建议。他还特别提醒注意：“不要把汉族的东西强加到少数民族的创作上；不要把知识分子的东西强加到劳动人民的创作上；不要把现代的东西强加到过去的事物上；不要用日常生活中的实际事物去代替或破坏民族民间创作中那些特殊的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表现方法。”这种科学严谨的整理与研究态度，对优秀民族民间文学的继承发展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后来，他还担任电影《阿诗玛》的文学顾问。李广田重新整理的《阿诗玛》曾被评为中国20世纪“百年优秀图书”之一，至今仍是民族民间文学整理工作的一个经典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