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普金山 云南民族大学

　　谢本书（1936— ），四川邛崃人。历史学家，云南民族大学教授，云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他独创云南近代史“一事一著”“一人一传”的历史研究方法，重点对云南近代历史上有影响的重大事件，一件大事写一本学术著作；有影响的重要人物，一个名人写一本学术传记，构建起云南近代史研究整体框架。2020年获云南省第五届“兴滇人才奖”，被誉为“云南近代史研究的奠基者之一”，是云南较早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获英国剑桥国际人物传记中心“20世纪成就奖”。

　　1954年，谢本书以初中学历考入云南大学历史系，毕业留校后被著名史学家黎澍赞许为“有本事”。1963年、1972年两次借调北京，参加高校教材《历史科学概论》编写、《沙俄侵华史》撰著和《历史研究》的编辑，得以进入中国史学中心，与许多著名史家共事。良好的学术环境，加上坚持不懈地勤奋自学，为他在历史研究中取得突出成就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谢本书一贯认为，“治学者，自学也”“天才者，勤奋也”。他把自己毕生治学经验概括为“严、钻、实、新”。“严”即严格要求自己，“钻”即刻苦钻研，“实”即踏踏实实做学问，“新”即开拓创新。唯一介绍过的写作技巧是“打好基础，捕捉住闪现的思想火花”。

　　史学理论是史学研究的基础，谢本书早期与山东大学葛懋春教授主编《历史科学概论》，从理论思维的高度和抽象比较的角度，阐明史学研究的内涵与外延，分析史学研究的层次与结构，讨论史学价值观与史学方法论，论述史学研究与其他学科研究的同一性和差异性，研究史学吸收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的趋势及局限。该书于1983年3月由山东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作为大学历史专业指定教材长达19年。

　　得益于深厚的史学理论基础，谢本书不断努力研究，先后主持、独著或参与的有《杜文秀与李文学起义》《辛亥革命在云南》《护国运动史》《云南抗战争史》《滇军史》《西南军阀史》《西南地方实力派》《云南民族政治制度史》《云南爱国主义斗争史》《云南留学史》《云南科技史》《昆明城市史》《云南陆军讲武堂》《西南联大》《云南旅游文化史》《中共云南地方史若干问题》等。这些研究成果，立足于中国近代史大背景，以云南近代大事件为主要研究的“一事一著”取得了卓越成绩，对云南近代史研究的开拓与推动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1984年初出版的《护国运动史》，弥补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薄弱环节，1999年由台湾稻香出版社再版。同为1984年出版的《袁世凯与北洋军阀》，改写了“标准本”的“中华民国史”，1995年台湾克宁出版社出版了此书的繁体字本。该书首次提出了与北洋军阀相对的西南军阀的概念及特点，领衔主编的三卷本《西南军阀史》，拓宽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领域，推进了西南近代史研究的纵深发展。2005年开始，在云南抗日战争史的研究领域中，谢本书提出云南战场的新概念，云南战场由滇南、滇西两个战场组合而成，滇南战场拒敌于国门之外，滇西战场是抗日战争胜利的先声。由于云南特殊的地理位置使然，云南战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体现了“以一隅而荷全国之重任”的担当精神。

　　谢本书抓住“人物的活动轨迹是历史的重要载体与表现”这一载体的重要特征，独立完成了蔡锷、唐继尧、龙云、卢汉、张冲、李根源、艾思奇、李群杰、马矅等云南近代名人的传记。这些人物传记，多为该历史人物的第一部学术传记，形成“一人一传”并与“一事一著”互为补充，弥补了若干薄弱环节。由于人物传记可读性强，受众面广泛，影响面扩大了。1993年出版的《张冲传》，因“持论公允，法度严谨”，生动流畅的文笔让读者“展读关于张冲早年绿林生涯的有关篇章时，颇有一种阅读现代《水浒传》的感觉”。因此，读者们亲切地称谢本书为“传记学 者”。

　　民国初年，从中央到地方的许多领导人更换频繁，而民国时期云南省主要军政领导人蔡锷、唐继尧、龙云、卢汉的执政保证了政局的平稳，实现了云南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延续性。谢本书从人物学的角度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深入研究。1982年到1990年8年间，先后撰写出蔡锷、唐继尧、龙云、卢汉4位人物的学术传记。这是云南近代史的又一种描述方式，构成了以历史人物为主线的民国时期云南通史，获得“四本人物传，一部民国史”的赞誉。截至目前，《蔡锷传》出版7个版本，《龙云传》出版6个版本。

　　谢本书通过长期耕耘，践行“学贵自成体系”“学术的生命在于创新”，产出大批独树一帜的学术成果，为宣传云南作出积极贡献。到目前已出版学术著作80种，发表论文600余篇，总字数在千万以上。所获得的省部级以上奖项就达14项之多。他牵头修撰的《云南近代史》，在体例上打破了过去的近代、现代的界限，从1840年鸦片战争写到1949年云南起义为止，共110年时间。总结出：一是近代云南人民的革命斗争具有比较鲜明的反帝反封建的色彩，而反对外国列强的入侵表现得更为突出，云南各族人民谱写了一曲又一曲的民族团结颂歌。在这些斗争中，有失 败，也有胜利（至少是局部胜利），但胜利次数之多，在全国同类斗争中是不多见的。二是近代云南基本上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创造了诸多的辉煌。在政治方面，有反袁护国战争和“一二·一运动”，影响了全国；在经济方面，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四条“生命线”，起点都在云南，这一时期随着大批工厂的迁入，成为云南工业生产的“黄金时代”，生产了诸多的“第一”；在军事方面，民初“滇军精锐，冠于全国”，抗战时期滇军为“国之劲旅”；在文化方面，有《大众哲学》《义勇军进行曲》，动员了成千上万人投入革命斗争；在教育方面，有云南陆军讲武堂、西 南联合大学两大名校。该书1993年出版以来，迄今为止仍是这一领域的经典之作，与后来参与主编的《云南通史（近代部分）》，奠定了云南近代史的研究框架。

　　此外，谢本书所发表的若干论文，在建构云南近代史研究整体框架的同时，发现云南在近代不同历史时期，对中华民族作出了突出贡献。辛亥革命时期，以一隅而“冠”于全国；护国战争时期，以一隅而“抗”于全国；抗日战争时期，以一隅而“荷”于全国；解放战争时期，以一隅而“惊”于全国。一系列创新性成果的提出，弘扬了云南近代史的光荣业绩，极大地提振了云南各族人民的自信。

　　因早期史学理论打下的基础和中国历史研究的深厚积淀，谢本书具有云南近代史研究的宏阔视野。他敏锐抓住“救亡”和“振兴”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旋律，是近代中国爱国主义的主旋律这一主线，发掘近代云南历史的诸多亮点，推动文化自信自强。纵观近代云南的历史发展脉络，“救亡”“振兴”贯穿始终，且不论是“救亡”还是“振兴”，历史的重任最终都落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身上，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证明，为“救亡”和“振兴”找到了出路。谢本书的学术生涯，始终把爱国主义问题放在近代中国“救亡”和“振兴”大背景中。他秉持“史学是爱国心之源泉”，从事近代史研究，必须讲好爱国主义的故事。他曾在《社会科学报》《光明日报》等发表文章，强调爱国主义的重要性。指出爱国主义是民族凝聚力的源泉，是人们为实现祖国独立统一、繁荣昌盛而奋斗的旗帜。因此，他对云南近代史的研究，注重将“救亡”和“振兴”中激发出来的爱国主义精神加以凸显，述往事以启示后人。他的重要专著和人物传记饱含爱国主义的激情，在写作中都有意识地发掘重大事件和传播的爱国主义精神。《近代云南各族人民的爱国主义斗争》列入汇编的“云南爱国主义丛书”之一；主编《民族地区爱国主义教育简明读本》，列入“中国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教育丛书”，曾两次重印，在全国民族地区广泛发行。

　　“云南虽地处西南一隅，但在中国近代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谢本书说，“认清云南在中国近代史上所处的地位，对提高云南各族人民的文化自信，深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