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应樑
作者 谢治法 云南大学
江应樑（1909—1988年），祖籍广西贺县，生于云南昆明，云南大学教授，著名人类学家、民族史学家。江应樑一生致力于运用人类学和历史学方法和理论进行西南边疆民族研究，尤其在傣族历史与文化方面精耕钻研，取得了许多重要学术成果，是傣族历史与文化研究的开拓者之一，其著作《傣族史》是迄今为止傣族研究的集大成者。江应樑治学严谨，虚怀若谷，对推动西南边疆民族研究、学科建设，以及西南边地开发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人物经历以及治学精神
据《江应樑传》《国立云南大学教授文集》《云南大学志》等著作以及云南大学档案馆史料记载，江应樑1909年2月出生于昆明，幼年家道中落，生活困苦，幸得月溪师父收留供养，一边读书一边学习佛经。1923年，基于“佛家救人于来世，知识救人于现实”的思想，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1927年，江应樑考入上海暨南大学预科，1928年升入本科，先后转入外语系、中文系、历史系。大学生活中的江应樑畅游书海，在学习历史学的过程中逐步建立了其学术思想，老师们的言传身教，也培养了他心无旁骛、专心做学问的习惯。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江应樑加入“学生请愿团”，到南京国民政府示威，反对日本侵略东北和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一二八事变”之时，江应樑参加了暨南大学的战地慰问团，慰问将士。其报国之志，忧国忧民之心皆展现无遗。
大学毕业后，江应樑受聘于暨南大学附属中学，任教员兼训育委员会干事。他兢兢业业于教学和事务，自言：“爱做事是我的天性，只要不因此而弄出病来，那正好借此磨炼我的能力。”各种繁杂事宜之余，江应樑仍坚持读书写文。 1936年，江应樑以《研究西南民族计划》一文考入中山大学人类学组研究生，师从朱谦之、杨成志两位先生。在读研期间，江应樑学习人类学知识，将田野调查方法付诸实践，1936年, 江应樑参加了广东江北瑶族调查组，深入曲江、乐昌、乳源3县大瑶山进行考察。1937年, 江应樑参加中山大学和岭南大学社会经济研究所联合组织的海南岛黎苗考察团。社会调查活动的经历，使得江应樑深深认识到学者做研究并非一味在书斋里谈天下，而是要为国家、为民族服务。他在《广东瑶人之今昔观》中写道：“所以今日之中华民族，实是整个的，同一的，而无所分歧的。”又说“消除对少数民族的歧视，倡导各民族平等，是研究、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从此以后，他的学术研究就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华民族的整体性以及各民族平等成为贯穿其学术生涯的基本思想。
在国家动荡不安的背景下，江应樑在防空洞内完成了硕士论文答辩。毕业之后，他被聘为中山大学历史系讲师，讲授中国民族史和西南民族研究等课程。1938年，抗日战争形势严峻，中原诸多院校南迁。期间，中山大学派江应樑对滇西作综合考察，他从昆明经大理、永平、保山、龙陵至芒市，后到遮放、陇川、干崖、南甸等地考察。调查了傣族婚姻制度、宗教信仰、房屋建筑、民族服饰、音乐、舞蹈等方面的内容。1940年，中山大学迁回广东，江应樑受学校委派，前往重庆边疆学校授课，为“边胞培训班”讲授中国民族史。1942年，进入四川凉山对彝族进行调查，形成《凉山夷族奴隶社会》一书。
为完成在云南边区的研究，1943年，江应樑受聘任云南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撰写了《大小凉山开发方案》《腾龙沿边开发方案》《思普沿边开发方案》等报告，就开发边疆、改善群众经济生活、促进民族团结提出了许多具体建议。1945年，江应樑任车里县县长，前往西双版纳开展田野调查工作。
1948年，江应樑受聘为云南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先后讲授文化人类学、傣族史、彝族史、暹罗史、中国民族史、云南民族史等课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顺利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亟待对各民族的语言特征、经济生活、民族关系等开展调查。江应樑参加了中央民族访问团，随访问团到大理、丽江、维西、中甸、德钦、永胜、保山、芒市、武定等地区, 写下了数十万字的调研材料。
1979年，江应樑任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历史研究所所长，并将培养人才、完备收集民族文献，建立民族图书馆、民族博物馆等计划作为研究所的发展重心。
1988年，江应樑因病逝世，享年79岁。他曾评价自己“一身臭债，两袖清风”，即使生活窘迫，仍不断与命运抗争，心无旁骛，潜心问学，为西南边疆研究与边疆事业鞠躬尽瘁，实现了其“为国家民族做一番事业，庶不辜负男儿一生”的心愿与抱负。
学术成就及影响
江应樑在西南边疆研究尤其是傣族史研究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事迹先后被收入《云南名人词典》《中国名人词典》《全国高校名教授通讯录》和美国的《世界名人录》。他先后完成了《西南边疆民族论丛》《凉山彝的奴隶制度》《摆夷的文化生活》《摆夷的经济生活》《明代云南境内的土官与土司》《百夷传校注》《傣族史》《中国民族史》（主编）、《民族研究文集》等10余部著作，其中《中国民族史》获第五届中国图书奖二等奖，《傣族史》获云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百夷传校注》获云南大学科研成果三等奖。还在《中国社会科学》《云南大学学报》《民族团结》《思想战线》《云南社会科学》等期刊和《益世报》《云南日报》《正义报》等报纸上发表了《凉山彝族社会的历史发展》《古代文献记录中的傣族》《说“濮”》《古代暹罗与中国的友好关系》《越族的形成》《云南西部僰夷区域中的土司政治》等20多篇文章。
江应樑读书做学问，重视田野考察。他的田野足迹遍及广东、海南、四川、云南等省份，研究涉及瑶族、黎族、彝族、傣族等民族。尤其对云南傣族进行过深入考察。他详细了解地方土司制度，考察当地傣族婚姻制度、宗教信仰、生活环境、民族文化以及边疆国防建设等问题。江应樑对腾龙沿边傣族地区开展半年多的深入调查，撰写的《南诏不是傣族建立的国家》一文，极有说服力地推翻了“南诏是傣族的故国”“傣族是被汉族赶到滇西、滇西南，以至泰国、老挝、缅甸、越南等地”等一些错误说法。
江应樑积极投身边疆地区的社会服务和建设工作。结合自己在腾龙沿边地区的调查，他在毕业论文《云南西部摆夷研究》提出：“为避免此种危机，则增厚边疆国防，根本改革边地政治机构，固然是首要之途。而对于此种封建的土司制下之畸形的社会及经济组织，似更应当有彻底的变革”。江应樑在《抗战中的西南民族问题》一文中提到“整个民族的团结，是抗战胜利的基础”“要开化西南民族，开发西南边疆，仍须以实地调查，做初步的基本工作。”为此，他先后受聘任云南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以及车里县长等职务，表现出对边疆建设的满腔热忱以及身体力行之行动精神。
人类学研究的目的，不是出世而是入世，潜心治学，开发边疆是江应樑的毕生追求。正如有文章指出“为了人类学研究，他忘我，冒着生命危险亲赴蛮烟瘴雨之境；他求真，认真对史料、地名和民族习俗研究，对傣族的族源及其流变进行仔细梳理；他务实，足迹几乎踏遍云南各少数民族居住区。”更为重要的是，他热爱国家和民族，积极投身西南边疆地区建设以及人才培养工作，表现出了一个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的拳拳之心和孜孜追求。
（责任编辑 苏宇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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