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朱凌飞 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上指出，“交通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开路先锋”。自1996年云南第一条高速公路昆明至嵩明高速公路建成通车以来，2014年云南省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为3255公里，2020年已逾9000公里，2021年更是突破1万公里，并一跃成为我国除广东省外第二个高速公路里程超万公里的省份。道路基础设施已成为推进边疆民族地区现代化发展的开路先锋，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固边兴边富民，实现边疆各族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发挥着重要作用。

　　推动了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农村公路发展的报告上批示强调，“特别是在一些贫困地区，改一条溜索、修一段公路就能给群众打开一扇脱贫致富的大门。”在云南，“要想富，先修路”的观念已成为一种共识，不管是农特产品流向广阔的外部市场，还是引入发展生产所需的各种设备和物资，都需要以道路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作为先决条件。云南道路基础设施建设的“超常规”发展，不仅为云南省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奠定了重要物质基础，为广大农民致富奔小康、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了更好保障，也为解决民族地区的各种问题创造了必要条件和开阔前景。

　　促进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好农村路”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近年来，“四好农村路”建设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为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带去了人气、财气，为党在基层凝聚了民心。要使各民族“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就得破除横亘在各民族之间山川河流所造成的阻碍，为各民族的流动、连接、融合创造条件。云南道路基础设施建设的快速发展，在客观上压缩了各民族之间连接的空间距离，降低了互动时间成本，极大地拉近了各民族之间的社会距离乃至心理距离，通过交往、沟通、传播逐渐形成“共知”“共见”“共感”，使各族人民的生活、生产、心理更加紧密地联结在一起，积极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同时，道路基础设施建设还为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创造了条件，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城乡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在推动城市化进程中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并使城市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空间。

　　增强了各民族群众的国家认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几代人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建成了交通大国，正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道路基础设施建设涉及资本投入、技术攻关、国土规划等方面的重要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只能由国家承担和完成。一方面，基础设施建设展现了国家对公民担负的责任，兑现了国家“小康路上不让任何一地因交通而掉队”的庄严承诺，增强了各民族群众对国家的认同感；另一方面，道路基础设施充分体现了“国家在场”的意义，尤其是较大投入、较高难度、较为壮观的道路基础设施，由国家建设、管理、维护、运营，充分展现了国家的意志和力量，已然成为不同地域、不同群体感知、认同国家的一种重要方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以不断增强。

　　加速了边疆民族地区现代化的进程。交通要当好中国现代化的开路先锋，必须坚持“与世界相交、与时代相通”。国家道路网的建设和快速发展，使边疆民族地区的流动性、连接度、内聚力不断增强。由于道路基础设施所带来的时空压缩效应，使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多维空间结构发生重构，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脱域”的特征，驱动民族—民族、内部—外部、地方—国家间的关系向更高层次上融合发展。尤其是云南国际大通道、沿边高速公路、边境口岸城镇化等建设的推进，使边疆各族群众有机会和条件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大格局中，为推动沿边开发开放作出应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