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张旭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

　　编者按

　　通史编纂是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史学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它以丰富的史料和严谨的论述，全面展示某个国家和地区历史的丰富面相，有利于人们正确认识历史、加强认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相应地通史编纂也各具特色。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通史编纂有哪些体例？具有怎样的特征？反映出历史观发生哪些变化？本期刊发的文章选取三个个案，分别介绍印度、阿拉伯地区和德国通史编纂传统的形成、发展、特色等，以飨读者。

　　一般认为，印度有着悠久的历史，但缺乏中国或西方那样的历史编纂意识。古代印度人虽然也记录过去、保存文献，但对于记述和掌握具体的史实兴趣不大。过去对于古代印度人而言，不在于可以从中获得多少特定的事实，而在于提供普遍的意义。印度学者兰坚·高什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原因在于，古代印度人对时间的理解与其他文明有很大的不同。古代印度的时间观是倒退循环式的，按时间的长短可分为梵天年、梵天日（即佛经中的“一劫”）和由伽（即佛经中的“世”）三种循环。其中，仅最小的循环卡利由伽就有四十三万两千年之久，一个梵天日更是长达四十三亿两千万年。与其他文明以数千年的时间框架看待历史不同，从印度近乎永恒的时间观中展现出来的历史事件或现象则微不足道。因此，古代印度缺乏通常意义上的历史编纂，更没有像中国《史记》这样的纪传体通史，或西方那种从创世开始直至现时代的普遍史。

　　13世纪初，来自中亚信仰伊斯兰教的突厥人和阿富汗人在北印度建立德里苏丹国，并将伊斯兰史学传统引入印度。这一时期，出现了用波斯文撰写的以某位苏丹的族谱或传记为核心的“通史”类著作，如穆达比尔完成于1209年的《谱系树》。该书是献给德里苏丹国第一位苏丹艾伯克的，因而有意将奴隶出身的艾伯克纳入从先知穆罕默德到北印度古尔王朝苏丹的世系中，并撰写了从创世、诸先知时代、前伊斯兰时期的伊朗列王、伽色尼王朝、古尔王朝直至艾伯克崛起的漫长历史。又如什拉兹撰写的《马哈茂德·沙阿层级传》。该书是以古拉吉特苏丹国（从德里苏丹国独立而来）最著名的苏丹马哈茂德·沙阿为中心的纪传编年，记载了从创世到马哈茂德辞世前两年即1509年的历史。德里苏丹国时期，统治者重视历史编纂，勤于收集和整理档案，为印度史学开创了新局面。

　　1526年，莫卧儿帝国取代了德里苏丹国，并渐次向印度南部扩张。第三位皇帝阿克巴在位时，实行开明统治，奖掖学术，把帝国推向鼎盛，极大地促进了史学的发展。阿克巴时期，官方史学在印度应运而生，它虽然体现了皇帝的意志，但也带来了一些新的史学风向。比如，突破伊斯兰史学的局限，吸收了印度教文明的因素；创作主题和内容愈发丰富多样；更加注重史料的比较、甄别和考证等。在阿克巴的授意和资助下，这一时期产生了两部重要的通史著作。一部是成书于1591年的编年体通史《千年史》，分为三卷，由七位学者共同完成，按伊斯兰历顺序逐年记载了从先知穆罕默德去世到阿克巴统治时期的千年历史。阿克巴对该书的撰写十分重视，强调一定要高度客观、细节准确，但在成书后却又不甚满意，遂又让人编纂了专门记述其生平、事迹和统治的《阿克巴之书》与《阿克巴之治》。另一部是尼扎姆丁·艾哈迈德完成于1593年的三卷本《阿克巴层级传》，记载了从986年穆斯林进入北印度，至阿克巴在位第38年（1593年）的历史。该书因以下两个特点而受到后世赞誉：第一，参引的著作多达29部，因其中大部分均已佚失，故有极高的史料价值；第二，对历史事件的重视高于对历史人物的重视，颇有中国古代史学“未尝离事而言理”的意味。

　　这一时期，还有一部值得关注的通史著作，即生活在南印度贾布尔苏丹国的菲里什塔撰写的四卷本《菲里什塔史》。该书完成于1607年，奉贾布尔苏丹国易卜拉欣·阿迪勒沙阿二世之命而写，旨在弥补以往印度历史著作中对德干诸苏丹国重视程度不够的缺憾，时间跨度从伊斯兰早期到菲里什塔的时代。菲里什塔南方人的身份，使之能够以较为客观的态度去描述北印度的历史，他记述莫卧儿帝国贾汉吉尔统治时期的历史尤为可信。正是因为如此，《菲里什塔史》成为一部经常被欧洲学者如伏尔泰、康德、黑格尔、爱德华·吉本等人引用的信史。吉本在撰写《罗马帝国衰亡史》时，有关印度历史的部分就参考了这本书。

　　总体而言，穆斯林统治印度时期，通史编纂主要受到伊斯兰史学的影响，在时间上一般以先知穆罕默德的诞生为起点，在空间上主要集中在印度北部，且偏重政治，较少关注其他族群的文化和历史。莫卧儿帝国灭亡后，英国接管了对印度的统治。东印度公司的一些官员为了深入了解和有效管理印度的各个地区，撰写了不少印度各地区的历史。这一风潮正好迎合了帝国消亡后印度土邦林立的政治现实，也影响了印度本土历史学家撰史的偏好。基本上至印度独立，印度历史学家撰写的多是地区、族群的历史，鲜有通史著作问世。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英属印度时期两部出自英国人之手的印度通史对后世印度的通史编纂产生了巨大影响。一部是詹姆斯·密尔的《英属印度史》，出版于1817年，分为三卷。密尔在第一卷第二册中对印度自吠陀时代以来的历史进行了梳理，并详细记述了印度的种姓制度、国家体制、法律税收、科学艺术、宗教习俗等方面的内容。《英属印度史》是第一部完整意义上的印度史，并按照西方的历史分期，将印度历史分为印度教时期、穆斯林时期和英属时期三个阶段，分别对应古代、中世纪和现代。不过，该书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竭力贬低印度文明，鼓吹英国殖民统治的合法性。另一部是东印度公司官员亨利·艾略特的《由印度自己的历史学家讲述的印度历史》。该书原为艾略特收集并翻译的印度穆斯林时期的史籍和手稿，后经历史学家和东方学家约翰·道森编辑和整理，于1867—1877年陆续出版，共八卷。该书为一部穆斯林统治印度的通史，但艾略特在序言中将这一时期描述成黑暗和专制的中世纪，以此衬托英国殖民统治的开明和进步。这两部书所表现出来的历史观，以及对印度历史东方主义式的认知，对后世西方的印度史编纂产生了深刻影响，但也遭到印度历史学家的强烈批判。

　　1947年，印度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获得独立。独立后的印度民族意识高涨，亟需一部崭新的、贯通的和全面的印度历史，既展现印度辉煌的过去和历史的延续性，又彰显印度人民的能动性及英勇的斗争精神，进而塑造一种面向未来的民族认同和国家情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由著名历史学家马宗达担任主编的《印度人民的历史与文化》开始编纂。这部通史共计11卷，由85位学者历时18年（1951—1969年）完成。第一卷为《吠陀时代》，最后一卷为《为自由而战》。这部通史堪称印度民族主义史学的集大成之作，也是最权威的印度通史，影响巨大，迄今仍不断再版。以第一卷为例，2010年已出至第七版。当然，这套通史也有明显的时代局限。全书的架构基本因袭了殖民主义史学“古代的辉煌—中世纪的衰落—现代的复兴”模式；对何谓“印度人民”的理解也有些偏颇，将其主体主要限定在信仰印度教的印度人身上，无意中强化了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对立。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新的历史观念的影响，印度历史学家希望同时摆脱殖民主义史学和民族主义史学的双重影响，书写更能体现印度的独特性、族群平等和文化多样性的印度历史。达莫达尔·萨尔德赛出版于2008年、再版于2018年的《标准印度史》便是体现上述理念的印度通史代表作。该书首先打破了以往印度通史编纂中陈旧的古代、中世纪和现代的时间框架，有意弱化英国殖民统治的影响，将叙述的重点放在印度的传统文明阶段，即印度教和穆斯林时期。作者强调，印度传统的思维模式、行为规范、政治理念和宗教实践在当前印度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中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该书对于主流历史叙述之外的一些文化现象如佛教、耆那教的历史作用亦有所关注，笔触也深入到之前为史家所忽略的马拉塔人和锡克人等族群中。不仅如此，该书还采用了现在流行的跨国史视角，研究了基督教、民族主义在印度的传播以及印度人对之的反应。总之，《标准印度史》是一部以印度为本位，反对欧洲中心主义和英国中心主义的著作，诚如作者所言，它是一部献给“新一代的印度人”的印度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