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樊艳丽 刘荣臻，分别系太原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教授，均系山西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在长期实践中，我们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来之不易、弥足珍贵，是做好今后工作的重要遵循，一定要认真总结、长期坚持，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建立适合当时社会发展、畅通有效的宣传网络，以使群众了解与认同国家方针政策，并整合与凝聚群众力量，成为时局发展的当务之急。这一时期，山西在推动党的农村宣传工作中做了一些探索，取得较好效果，其经验值得总结和借鉴。

　　坚持村党支部等基层党组织对农村宣传工作的领导

　　基层党组织尤其是村党支部的领导是农村宣传工作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而做好宣传工作又增强了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号召力，推动了农村工作的开展。如山西祁县王村过去的工作曾是“不很好的”，其“首要原因是村党支部不注重领导宣传网工作”，后由于“党支部特别注意了宣传网工作的领导”，因而各项任务的完成就比以前顺利多了（《王村党支部是怎样领导宣传网工作的》，《山西日报》1952年12月13日，第4版）。与王村一样，山西各地在开展宣传工作中，不断加强基层党支部对农村宣传工作的领导。

　　首先，严把宣传员的“入口关”。宣传员的选拔直接影响宣传工作的发展与成效，山西农村党支部在选拔宣传员时探索出多种办法。如临汾县，先训练大批积极分子，从中吸收有宣传能力、思想进步、工作热情的人组成临时宣传小组，并根据个人特长分配具体任务，经过实际锻炼，采取自觉自愿、党支部审批通过、区委批准的方法吸收宣传员。昔阳巴洲村等同样采取自愿报名和支部提名、本人同意、党员大会审查、工作组出具意见、区委最后批准的方式选拔审查宣传员。

　　其次，筑牢宣传员的“思想关”。新中国成立初期，一些乡村宣传员对宣传工作缺乏信心，甚至认为宣传工作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因此，乡村党支部定期对宣传员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教育。如平陆县古王村党支部每半个月对宣传员的思想情况分析一次。该村宣传员杜宝山只顾赶牲口搞运输，对宣传工作消极疲沓。支部开展思想斗争使他从根本上解决了问题，此后表现很积极（《党支部是怎样领导宣传网的》，《山西日报》1952年12月6日，第4版）。壶关县河西村党支部定期对宣传员思想进行分析研判，如1952年6月该村一些宣传员对爱国增产运动没信心，党支部以劳动模范王老肥的实例进行教育说服后，宣传员都自动检讨了保守思想，宣传员王老松说：“应该好好向丰产模范学习……生产上的奔头大哩，好好干吧。”（《河西村党支部领导宣传网工作的三个法宝》，《山西日报》1952年6月14日，第4版）

　　再次，严守宣传内容的“管控关”。1951年刘少奇在《党在宣传战线上的任务》一文中曾指出：“宣传什么，如何宣传，要按照当时当地的情况决定，不仅是由宣传部决定，还必须取得党委的同意。”这也成为山西农村宣传活动的一个重要课题，各农村党支部在对宣传内容的把关中不断探索出自己的方法。如忻县田家窑村是先开支部会，研究宣传内容，提出简明口号，然后由编辑组整理出来，经支部传达给各个宣传员和群众宣传组织。同时支部规定了每件宣传工作都需支部先研究，然后开人民代表会和宣传员会，形成统一决定后再行宣传（《中共忻县田家窑支部宣传网工作有创造》，《山西日报》1951年11月13日，第3版）。

　　围绕农村中心工作开展宣传

　　宣传工作不能离开当前的中心工作，并且应保证各项中心工作的完成，离开了中心工作，宣传工作就会失败（刘少奇：《党在宣传战线上的任务》）。山西农村在推进宣传工作中，把宣传工作和农村中心工作结合起来，实现了二者良性互动。如昔阳县巴洲村宣传员以修好汽路就是抗美援朝的口号向群众大力宣传，大家情绪高涨，原计划三天完工的修路工作，一天内就完成了。河津县修仁村在召开抗美援朝群众大会上通过了全村爱国主义生产竞赛公约，使抗美援朝教育与实际工作密切地结合起来（《运城地委试建宣传网的经验及今后普遍建立的意见》，《山西日报》1951年4月13日，第3版）。这一时期的诸多事例都说明，宣传工作只有紧紧围绕中心工作来做，才有正确的方向，才能不流于形式、脱离实际。同时，必须找准中心工作的切入点和着力点，才能实现宣传工作与中心工作的良性互动。

　　注重农村宣传方式方法本土化的探索创新

　　宣传方式方法的本土化创新是宣传事业发展的内在要求。1925年恽代英就指出，宣传者“要知道被宣传人的生活，从他的生活中找你说话的材料，找那些可以证明你所说理由的例子，而且利用他生活中常要听见的土话或其他流行的术语说明你的意思”（《中国青年》1925年7月25日，第84期）。1939年中共中央颁布的《关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中强调，“应该注意宣传鼓动工作的通俗化、大众化、民族化，力求各种宣传品的生动与活泼”（《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下册第785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新中国成立初期，山西农村宣传方式方法本土化的探索创新得以进一步发展。山西昔阳县甲等模范宣传员李贵元利用农民对戏剧的热爱，编写了“三封信”剧本，向民众宣传爱国公约。昔阳有70多个剧团，都出演了“三封信”，大约全县有70%的群众都看过这个剧，大大推动了爱国公约工作的发展（《是宣传鼓动者又是宣传工作的组织者》，《山西日报》1952年1月6日，第4版）。忻县田家窑村宣传员在发动群众积雪积冰防旱抗旱的宣传中，编了7个顺口又好记的快板，到处给群众说唱，深受基层民众的喜爱（《中共田家窑支部宣传网是怎样发动群众积雪防旱的》，《山西日报》1952年3月12日，第3版）。随着农村宣传工作的深入，宣传方式方法也不断发展创新，如以话引话、访故闲扯、饭场讨论，以及运用黑板报、广播筒、墙头漫画、爱国牌宣传，等等。这些宣传方式紧贴群众生活，具有浓郁乡土风味，在农村宣传活动中十分有效。

　　加强农村宣传队伍建设

　　加强宣传队伍建设是做好宣传工作的关键，在党的早期宣传工作中，党中央就强调“应该有相当数量的宣传员和鼓动员，并经常进行对他们的宣传教育，以提高他们的质量”（《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册第111~112页，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新中国成立初期，山西农村宣传队伍建设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加强学习培训，提升队伍素养。山西把学习培训作为培养农村宣传人才的有力举措不断实践推广。1951年长治县委围绕时事政治、宣传鼓动工作的经验和方法等内容开办宣传员训练班，涉及125个村庄，使大家一致认为“要加强宣传工作，首先应该把宣传员自己武装起来”（《县区党委如何领导宣传网，长治县委开办宣传员训练班介绍》，《山西日报》1951年5月15日，第3版）。阳高县二区鳌石村党支部针对本村“大部分宣传员文化水平低，接受宣传要点有困难”问题，规定“每逢初一、十一、二十一，给宣传员上课，每次两个小时，一小时讲，一小时讨论”，学习制度大大提升了宣传员的宣传能力（《鳌石支部坚持上课制度，提高了宣传员工作能力》，《山西日报》1953年1月22日，第4版）。

　　定期召开宣传员会议，解决宣传员面临的实际问题。长治县璩寨村党支部确立专门制度，每月初一、十一、二十一召开宣传员会议，主要议题为汇报工作、交流经验、研究群众意见、学习材料、布置新任务等。壶关十里村党支部规定7天召开一次宣传员会议，组织宣传员交流工作经验，讨论与解答群众的疑难问题，并布置下一周宣传任务（《壶关十里村党支部是怎样领导宣传员的》，《山西日报》1951年5月9日，第3版）。

　　检查总结宣传工作，不断提高宣传员的宣传能力。检查总结工作能够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也能够总结形成工作中的一些好的做法等，提升工作能力。如长治璩寨村党支部定期开展检查和总结，宣传员牛云则在大家的批评教育下得以改正提高，以前他给人们宣传，人们见他来就走了，现在人们不光爱听他宣传，有时候还找上他问东问西（《璩寨党支部怎样提高了宣传员的质量》，《山西农民》1954年2月28日，第1版）。临县安业村党支部每半月召开一次宣传委员会，根据宣传员的工作成绩与群众的反映等评定分数，这对发挥宣传员的积极性，引导大家互相学习，作用很大（《支部经常教育宣传员才能搞好党的宣传网》，《山西日报》1953年1月8日，第4版）。检查总结宣传工作既推动了农村宣传工作的开展，又培养了农村宣传员的宣传能力，促进了农村宣传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