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在扎西留下的标语

　　作者 熊黎明  中共云南省委党校（云南行政学院）党史教研部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以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学习研究红军长征过云南的伟大历史，可以发现红军长征过云南时期的群众工作，就是对伟大建党精神生动的创造性实践，充分展现了“不负人民”的目标价值内涵。

红军在禄劝留下的标语

　　因地制宜

　　灵活多样开展群众工作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的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于1月29日进入云南，在扎西一带连续召开一系列重要会议，史称“扎西会议”，这是对遵义会议的继续和最后完成。1935年4月，中央红军第二次挺进云南，连续在富源、沾益、宣威、马龙、寻甸、嵩明等地的作战中取得胜利，直逼昆明，向金沙江边挺进。蒋介石连日调兵遣将，妄图依恃金沙江“天险”，把红军全部歼灭在云南境内。此时的红军，顺利渡江则生，受阻天险则亡。1935年4月28日，中革军委首次作出抢渡金沙江的部署，当晚，军委在29日部队行动的电文中指示：“令林、聂率先头师带工兵，以赶到金沙江边架桥”。4月29日，中革军委在寻甸鲁口哨以“万万火急”发出《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致电中央红军一、三、五、九军团，要求利用有利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苏区根据地。

迪庆红军长征博物馆收藏的写满签名的红二方面军旗帜 杨峥 摄

　　金沙江山高谷深，水流湍急，江心漩涡暗流，必须依靠有经验的当地船工摆渡。在各族群众的大力支持下，5月1日至9日，中央红军3万余人马，分别从禄劝皎平渡、洪门渡、鲁车渡和东川树桔渡渡过金沙江，摆脱了数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中央红军绝境重生，既是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指挥、红军英勇善战的伟大胜利，也是沿途云南群众支援帮助的伟大胜利。在当时敌人重兵追剿、污蔑宣传的背景下，红军要在短时间赢得群众的信任，可以说是困难重重。首先，由于国民党长期以来对共产党和红军的污蔑、攻击，少数民族山区党的群众基础薄弱，广大群众对一切武装力量包括红军的戒备和防范心理比较强。其次，金沙江沿岸民族宗教成分复杂，少数民族长期受汉族压迫和军阀官僚的残酷剥削，民族隔阂较深。再次，少数民族思想和宗教成分复杂，稍有不慎便极易激化矛盾。另外，如何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开展群众工作，红军的宣传人员也没有任何现成的经验。面对如此严峻复杂形势，红军不畏艰难，积极地、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很快就赢得沿江群众的支持帮助，形成了群众工作的宝贵经验。

　　重点突破与逐个动员相结合，“点对点”做好群众工作。1935年4月28日、29日，中革军委作出速渡金沙江的指示时，蒋介石已在金沙江对岸几百里的防线上，控制了所有大小渡口，把所有船只掳过江去，断绝江两岸交通。夺取船只成为渡江的首要任务。红军战士找到了船工张朝寿、彝族老船工殷孟芝、傣族船工李有才和康坤，向他们宣讲红军队伍是穷人的队伍，要让穷人过上好生活等道理。看到受尽剥削，形容憔悴，光着身子的农民和孩子，红军战士往往会将身上的衣裳和钱粮送给他们。红军的举止和诚意，让船工们感到这支军队和国民党的军队完全不同，毅然决定相信红军。他们帮助红军先后夺得6只渡船，并找到李正芳、陈月清等30多名船工为红军摆渡。几天的渡江期间，红军利用渡江间隙和船工沟通，每天吃罢晚饭，都有1小时时间，红军首长热情与船工交谈，慰问和鼓励船工，承诺要回来分土地给百姓，让穷人都过上好日子。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让船工划起船来更有了力气。

　　解决思想问题与满足物质利益相结合，“心换心”地做好工作。见缝插针做群众工作的同时，尽可能地满足群众需求，是红军群众工作的有效方法。对于帮助渡江的船工，红军尽力给予酬谢。据陈云同志《随军西行见闻录》记述：“红军之组织能力，由于红军渡江司令部除派共产党干部宣传工作外，并优给工资，闻每天日夜工资现洋五元，且日夜进食六次，每次杀猪。共产党指挥渡江人员，则每餐之菜蔬只吃青豆。”红军过江后，需要毁坏筹集的群众的船只，红军给予的赔偿，大大超过了船只的价值。土司的船只毁掉后，也给船夫现洋30元。红军待人和气、耐心细致、体贴穷人的事情，在村村寨寨传开了。躲起来的人纷纷返回家园，大家积极支援红军，老羊倌给红军带路，妇女们为战士舂米磨面，年轻人协助红军挖掩体、筑工事等，也有的船夫跟随红军到了四川。

　　思想政治教育与严格执行纪律相结合，“严管严”做好群众示范。5月4日，中央军委纵队和领导机关开始从皎平渡渡江。而此时，在洪门渡的红三军团、龙街渡的红一军团、禄劝石板河的红五军团，也赶到皎平渡渡江。这样一来，狭窄的皎平渡人山人海，如果没有较好的组织，则在渡河时，人马拥挤，一不小心，小船即会翻沉，而船只稍有损失，就会延长渡江时间。为了保证安全，中革军委成立了渡江司令部，一切渡江事宜均须听从该司令部安排。各部队在未到江边之前，就沿途发布渡江纪律。到达江边之后，立即停止，不能走近船旁，听到号音后方能前进，依次渡河。每只船除船夫外尚有一位船上“司令员”，船中秩序必须服从该司令员。这些纪律即便红军高级首长也必须遵守，帮助渡江的船工也按照渡江纪律行事。就这样，6只渡船昼夜不停地在江面上穿梭，中央纵队和红一、红三、红五军团3万多人马，全部安然渡江。牵制敌人的红九军团，也从树桔渡口渡过金沙江。严明的执行纪律让军民齐心渡过金沙江，跳出了数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取得了红军长征中具有战略转移意义的胜利。

红军在鹤庆留下的标语

　　言传与身教相结合，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面对面”打通思想顾虑。红军高度重视民族工作，广泛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模范执行民族纪律，把尊重少数民族习俗作为一条纪律，反复予以强调。1935年5月，红军总政治部发布《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训令》，要求全体战士“绝对的遵从少数民族群众的宗教的风俗的习惯”。红军经过少数民族地区时，规定“三大禁条，四大注意”纪律，并用标语等形式进行宣传。在党的民族政策感召下，各族贫苦群众把红军当作自己的亲人，踊跃给红军挑柴、做饭、打草鞋、带路。许多青年纷纷要求参加红军。红军还旗帜鲜明宣传民族平等团结，揭示民族压迫的阶级根源，唤醒少数民族群众反帝反封建、实现民族解放的意识。

　　灵活性与实效性相结合，“实打实”宣传组织群众。针对当地群众对共产党和红军了解不够，甚至对红军怀有敌意的情况，红军每到一地，便采取书写标语、召集会议或流动宣传等方式，传播红军政策，营造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舆论氛围，改善红军与当地群众的关系。在经过楚雄武定的万德地区时，村前村后，地下树上，墙壁大门，到处是红军的口号：“云南工农暴动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彝民们团结起来，实行不交租、不还债！”“武装暴动起来，实行不租、不纳税。”红九军团进入宣威城，红军战士有的沿街鸣锣宣传，有的在街头讲演，通过各种方式告诉人民群众：红军是人民的军队；红军抗日反蒋，打富救贫，不拉夫、不派款，不抓兵，实行公平买卖，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等。随着红军的政治宣传，短时间内，宣威城中不仅铺子重新开门营业，而且家家户户门上插上了写着“欢迎红军”四个字的红色三角旗。

丽江石鼓镇红军长征过丽江纪念馆雕塑 李秋明 摄

　　长征渡金沙江时期

　　群众工作的作用

　　创造性的群众工作，为中央红军成功渡江提供了关键性保障。其一，得到了群众对红军的真诚拥护。在嵩明和官渡，几百名被当地反动政府征募来的民夫及向导被红军解救后，十分之九以上的人都积极为红军当向导和民工。仅禄劝一地，据不完全统计，有142人为红军带过路。其二，得到了沿江群众的支援帮助。政委邓飞率领的红一军团二师六团赶往皎平渡口的万分紧急情况下，途中都是群众把准备好的饭放在路旁边，让战士用口缸盛着边走边吃，部队终于日夜兼程赶在9日上午前抵达皎平渡。其三，赢得了渡江物资的支持。会泽民众为红九军团捐资10万银元、步枪1800支、骡马300匹等，使红九军团更加焕发出昂扬斗志。红九军团向中央军委上交了10万银元、100多匹骡马和大批军需物资。周恩来表扬说：“中央正缺马匹、钱粮时，你们就送来了，真是雪中送炭！”其四，扩大了红军队伍、播下了革命火种。群众积极主动协助红军攻城，红九军团包围会泽县城后，短短几天内就掀起了城内外群众性斗争的热潮，在会泽扩大新兵1300多名。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光辉历程的生命线，践行群众路线，做好群众工作，早已成为我们党的成功密码和政治优势。中央红军渡金沙江时群众工作所创造的经验既是宝贵的历史财富，对新时代的群众工作也具有重要现实启示。第一，不论什么时候，都不能丢掉群众工作的“法宝”。第二，不论什么时候，都要把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作为群众工作的“基石”。第三，无论什么时候，诚心诚意、以心换心是群众工作最管用的“一招”。第四，不论什么时候，因地制宜、灵活机动是群众工作取得成效的不变“原则”。第五，不论什么时候，尊重和平等是民族地区群众工作的致胜“利器”，等等。今天，红军渡金沙江已经过去86年，它留下的诸多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仍有传承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