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梁双陆　云南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研究员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对我国“十四五”时期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作出战略部署。从明年起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我国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建议》中，党中央将创新列为“十四五”规划中的第一任务，强调“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这一重大战略部署，将进一步改变我国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率。

　　一、我国通过技术上的模仿创新完成了追赶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错过了一次新科技革命与全球产业变革的机遇。改革开放之初，在物质条件、人力资本和国内市场规模极度狭小的情况下，我国打开国门，设立经济特区，尝试性地创立了“三来一补”这种企业贸易形式，通过“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加工”和“补偿贸易”，以中国人的勤奋和劳动力资源优势，进入到全球生产体系，进入到国际大循环之中，开启了技术模范创新之路。这个由发达国家跨国企业主导的全球产业分工体系是建立在西方率先建立的工业化道路基础上的，它具有以下几个特征：（1）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道路已经历上百年的历史，技术成熟且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技术网络；（2）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在前沿技术、技术标准、技术规程、技术品牌等方面形成了垄断，在全球产业链中将技术含量低的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3）所形成的“技术-经济”范式中，重化工业发展是必经阶段，重化工业具有典型的资源消耗、环境影响和人力资源需求属性，成为跨国公司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和扩散的重点环节。

　　我国努力探索既加速工业化又降低资源消耗和环境影响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企业通过参与发达国家跨国企业主导的全球产业链进行技术和管理学习，以此获得从事高附加值的技术和管理能力。我国加入全球产业链的企业沿着OEA（加工组装）—OEM（贴牌生产）—ODM（自行设计生产）—OBM（自主品牌）的路径实现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从引进技术、引进设备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模仿创新具有创新成本低、知识溢出大、创新周期短、失败风险小等特点，能够在比较短时间内形成技术能力。经过40多年的发展，我国建立起最为完整的国民经济产业体系，在食品加工制造业、日用消费品工业、耐用消费品制造业、基础原材料工业、普通装备制造业等产业中可模仿的技术领域已具备充足的生产能力，基本完成了技术追赶，已接近封锁于西方发达国家之中的前沿技术，这些技术无法通过模仿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实现突破，只能通过自立自强的原始创新去完成。

　　二、我国通过制度上的特色创新实现了部分技术领域的赶超

　　我国学习借鉴西方工业化技术的同时，却保持着社会主义道路，通过改革束缚市场经济制度的体制机制，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改革方向，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在政治制度上的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一是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制度更公正、更公平、更先进、更科学的社会制度。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总结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进一步彰显，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的大台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望，即将打赢脱贫攻坚战，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即将如期实现。二是能够形成共同意志、集中力量办大事，形成中国所特有的紧急应变能力、动员能力、集体意志的举国体制，在应对重大自然灾害、重大公共事件和实现核心技术突破上具有强大优势。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已经在高铁、5G、航空航天、第四代核电等领域实现了赶超，处于技术前沿，关键技术走出国门，依托科学技术在国际大循环中形成强竞争力。

　　通过举国体制改革在重大科技领域取得前沿技术的突破，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创新目标明确。作为突破制约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乃至中长期瓶颈的重大科技问题，创新目标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不以创新者个人的兴趣爱好为导向，而是以明确的问题解决为导向，消除了随意性和不确定性。二是系统性强。为破解重大技术难题，可以聚集全国相关领域的科技资源和科技人才，在系统内的各个构成部门之间进行配套和协作，在相同目标下，消除了各类创新部门和创新人才之间相互掣肘、相互牵制的恶性竞争的环境和行为，发挥出1+1大于2的效应。三是创新周期短。基于以上两个特点，在关键技术领域取得突破的创新周期往往比较短，我国目前在关系国家竞争优势的高铁、5G、航空航天、核电、新冠肺炎疫苗等重大领域所取得的技术突破，创新周期都低于西方发达国家。四是形成产能快。这种为获得国家竞争优势或解决重大公共安全问题而开展的明确靶向创新，能够形成资本主义制度无法比拟的集中力量进行创新成果转化能力，并在短时期内形成生产能力。五是公平性。在资本主义国家，前沿技术往往掌握在巨型私人资本手中，往往形成寡占市场和甚至直接干预政府决策，造成私人资本挤占公共利益、政府被私人资本家所控制的局面。我国的这种模式，消除了个别企业对前沿技术的垄断，避免形成寡占性市场势力对市场公平的冲击，避免形成对政府产生控制的寡占企业。

　　三、只能通过充分创新实现从追随者到领先者

　　我们应清醒地认知到，我国处在技术前沿的领域还不多，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科技实力仍然较弱，在科学原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产业化示范等各个环节上都还有很多短板，很多产业链、供应链上还存在薄弱环节和断链风险，生产经营活动受国际影响较大，被“卡脖子”的环节多。从美国对华为的芯片制裁等事件也可以清楚地看到，高新技术是掌控国际循环系统运营的杀手锏，影响了全球资源要素配置和系统循环效率，而我国高新技术还有很大的差距。我国推进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才刚起步，受西方工业文明所影响的诸多基础工业领域，被传统的“技术-经济”范式所束缚，虽然我国在这些领域已经处于技术前沿，但仍然存在突出的资源消耗和环境影响问题，必须转变技术创新方向、基本理念和基础理论，形成新的“技术-经济”范式。

　　当今世界处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叠加状态，起源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文明还在发展中国家延续，虽然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基本上跨入到后工业化时代，进入到服务业社会，但仍然垄断封锁着核心技术，并依靠核心技术、技术标准和军事实力，打压、制裁和干预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以保持其领先地位，稳固占据技术垄断利润。同时将资源消耗、环境影响和人力资源的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甚至最不发达国家。要打破领先者的技术封锁，只能开展自主创新，转换理念，通过举国体制，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突破传统“技术-经济”范式。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工业化道路所带来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催生了生态文明的人类社会演进方向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中国共产党更加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坚决不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在党的十七大就提出走新型工业化的实践与探索，党的十七大报告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要求，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十八届三中全会对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作出顶层设计。生态文明是继工业文明之后的一种人类文明形态，已经成为演化经济学家的共识。生态文明制度的原始创新在我国已经开始起步，但生态文明时代的一般通用技术还没有形成共识，基因工程、细胞工程、蛋白质工程、酶工程、发酵工程等生物技术工程还在相互渗透之中，只有开展“从0到1”的创新，才能在即将到来的生态文明时代处于领先者。

　　四、自立自强的中国创新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支撑动力

　　我国正在开启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是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同步推进，要探索建立公平与效率并重、政府与市场有效、各方面协调、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制度，这是在经济制度上自立自强的制度创新。必然要推进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相适应的科技创新。因此，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科技创新方向、国家战略保障、创新投入保障、创新人才保障、体制机制保障进行了部署。

　　首先，在创新方向上，《建议》指出了四个面向，即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推进创新。其次，在国家战略保障上，《建议》指出要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第三，在创新投入保障上，《建议》对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进行了部署。第四，在创新人才保障上，《建议》对激发创新人才的创新活力进行了谋划。第五，在体制机制保障上，《建议》指出要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通过深入推进科技体制改革，改进科技项目组织管理方式，完善科技评价机制，加快科研院所改革，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大幅提高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成效等进行了部署。

　　（责任编辑　吴清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