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张 悦 云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从“一化”到“十四五规划”，既是一部中国工业化体系建设史，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振兴史。回顾历史，从1958年全国第三次教育工作会提出“德育”至今60余年，从1979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至今40余年，从2000年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提出“以德治国”至今20余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中提到，2035年基本实现“建成文化强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高度，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的远景目标。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到“为人民服务”，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历史证明了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传承伟大中华民族精神，发扬中国革命精神，奋进时代改革创新精神，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在这段文化发展史中，不仅承载了几代人的奋斗精神和复兴梦想，展示了中国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更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立场和信念。

　　文化强国的向度取决于价值观念的维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与发展，在内容上，经历了由劳动观、“四有新人”、“建设者”、“接班人”走向“时代新人”的发展历程；形式上，由说理教育、道德示范逐渐转向制度建构和机制规范；范围上，由个人家庭呼吁、学校教育、单位培育逐渐扩展至各类社区及全社会范畴；培育手段上，由文字语言宣传转向现代多元信息技术宣传手段共举，形成理论与形式相统一的过程。目前，我国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后工业化的现代性和疫情时代的冲击，正在对“一元主导、多元并存”的社会意识形成压力和挑战。正如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所指出，“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促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经过我党近百年的思想道德建设和精神文化发展，已经形成了相对系统和完整的核心价值评价系统和宣传模式，以楷模、榜样、表彰、先进等为内容的价值示范，既承载了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精神内核，又体现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逻辑范式。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关键在于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强引领”和“长凝聚”，这需要将价值示范进行制度性转化。即将道德示范中的精神力量进行制度化和法制化的转化，形成具有普遍性效力的社会规范。

　　“强引领”的制度化，需要考虑道德意识的差异性、特殊性和独立性，以及其规律性、普遍性和客观性问题；考虑道德示范制度化的民主性、层次性和程序性问题；考量示范性价值观与现实性真理观的统一性、主体性思维与客观性制度的统一性问题。“长凝聚”的制度化，首先需要考虑价值示范的规律性凝炼。即价值示范形式的个体呈现性、区域表现性、特殊表达性与道德示范实质的精神规律性、意识共通性、需求普遍性之间形成统一点，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性、集体性和整体性的要求之中。其次要考虑意识规律的制度性转化。即把价值示范中所承载的社会主义人民性、集体性和整体性的内涵，以民主化讨论、正当性授权、合理性规范的形式确立为具有稳定性、他律性、长期性的制度规范，包括政策方针、工作方法以及行业规范等。同时，注意制度规范的主体性和层次性问题，即制度所适用的主体和区域的差异性和层次性，以及由此影响的制度效力问题。其三，价值示范制度的法律化，即以规范、程序和长期的形式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将价值示范形成的制度法律化，则是以公平、正义、平等、正当、合法等法律思维将价值示范制度提升至法律权威的层面，以社会最高权威的立法、执法和司法系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信念施予国家强制力的保证，在全社会形成常态化和内化的精神信念，形成稳定的理性认同的中华民族精神格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中国精神的集中表达，既需要丰富多样的道德宣传，更需要规范化和法律化的制度作为保证。文化强国建设除了需要精神意识的感染力，更需要价值理论和制度的重要支撑。只有形成规范性的制度，才能进行科学的评价，也才能保证崇高道德和价值观念的养成。因此，将价值示范进行制度性转化，不仅有利于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聚力和引领性，还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奠定坚实的思想文化道德基础。

　　（责任编辑 苏宇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