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全面总结党领导人民在我国国家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方面取得的成就、积累的经验、形成的原则。《决定》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坚持和发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创新理论成果，也是现代政治学理论中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一篇经典文献。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指出要加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作为一名国际政治学者，我想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及党的创新理论和自己的专业研究结合起来，谈谈做好中国制度和治理的研究和传播工作的一些认识。

　　《决定》是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一篇经典文献

　　《决定》将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和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关系从社会主义政治学理论角度讲明确、讲清楚了，对于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知识体系的研究和构建具有指导意义。

　　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的领导下的制度体系。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这就决定了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因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同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治理体系最显著的区别。

　　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的领导下的制度体系，这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国体性质决定的。我国宪法以根本法的形式反映了党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取得的成果，确立了在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形成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国体性质决定了国家治理体系包括两方面内涵，首要的就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国体政体属性，这个属性将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与资本主义国家治理体系从根本上区别开来。然后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一般管理属性，在这方面，各国在治理的一般技术和方法上存在共通、互鉴的地方。因此，从社会主义政治学原理来看，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的领导下的制度体系，这句话既强调了新时期要改进和完善国家的一般治理能力，积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同时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必须始终坚持和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从而重视国家治理体系的政治属性和一般管理属性的结合。所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两句话不是两段话，而是合成为一个整体，前一句规定了根本方向，后一句规定了在根本方向指引下完善和发展的内涵。

　　在党的领导和国家治理体系关系上，必须纠正将两者对立割裂开来的片面和错误认识。《决定》立足社会主义政治学基本原理，旗帜鲜明地将“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摆在中国国家治理体系13个显著优势中的首要优势，将党的领导制度体系贯通到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全过程，廓清了人们在这个问题认识上的误区，让人豁然开朗。

　　立足本原和内生说明白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道理

　　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政治制度问题时指出：“在政治制度上，看到别的国家有而我们没有就简单认为有欠缺，要搬过来；或者，看到我们有而别的国家没有就简单认为是多余的，要去除掉。这两种观点都是简单化的、片面的，因而都是不正确的。”“只有扎根本国土壤、汲取充沛养分的制度，才最可靠、也最管用。”我国的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在中国的社会土壤里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地生长起来的，是能够适应中国这样的大国实现现代化的治理体系。这套来之不易的制度和治理体系在正反经验和中外竞争的比较中，愈益彰显其能力和活力。

　　中国的制度体系的根本是在中国这块大地上生长出来的，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是在解决中国的复杂矛盾和问题中锻造出来的。讲清楚、说明白中国制度道理和优势，就要立足本原和内生，放在中国政治学和外交知识体系的框架进行考察。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是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政治学知识、中国传统政治学知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理论创新成果、人类已有政治文明成果会通基础上形成的，天下为公的政治关怀、社会主义的政治性质、人民中心的政治思想、合作协商的制度体系、大一统国家资源、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政治哲学和精神，贯穿在国家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之中。立足本原和内生，中国政治与外交知识的叙事结构以及政统和政道才能挺立起来，同时与其他已有的政治知识体系鲜明地区别开来。

　　中国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道理的概括，要学会和善于用一般性的、简洁的概念予以表达。对有些简洁的概念赋予更多的内涵，就会逐步出现系统化的理论。例如，要讲清楚中国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就回避不了中国政治学中的政府。政府为理解现代政治的一个关键，但是人们习惯认为洛克以来的代议制政府论为政府建设之圭臬，以此为标准讲中国政府的道理，当然既讲不清楚，甚至还讲偏讲歪了。社会主义政治学中的政府论，实为人民政府论。立足于人民政府论，才能揭示我们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的逻辑和使命所在。

　　中国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一个有机整体，其精神蕴含在原则和目标上，其特点体现在根本、基本、重要制度的设计中，其绩效体现在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贯彻实施之中。中国制度体系同其他制度体系相比包含很多独到独特独有的创造内容。例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样的新型政党制度，在代表性、功能性、效能性上有效克服了旧式政党制度囿于党派利益、阶层利益、地方和集团利益决策施政导致的政治弊端。中国共产党按照全民族和最广大人民整体利益的逻辑进行决策施政，通过制度化、程序化的安排集中正确意见和建议，充分发挥人民的自由创造能力，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决定》的产生过程本身，就体现了发扬党内民主、集中全党智慧的制度特点。再比如，中国制度体系中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之间的关系是集中统一、合作协商的，这种制度安排体系超越和突破了西方政治学中将制衡和分立视为制度安排体系圭臬的旧说和教条，从而有效发挥制度在释放国家治理能力方面的作用。因此，只要立足于本原和内生进行概括和抽象，我们坚持自己的制度和治理是有理论优势和比较优势依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