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俞祖华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数千年文明史的、古老而伟大的民族，但“中华民族”一词则是梁启超1902年在《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才开始正式使用的。它从上个世纪初少数精英偶尔使用、含义不定的新名词、新概念，经过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的推动与1931年开始的14年抗战烽火的洗礼，日益为各民族、各政党、各界群众所广泛认同与普遍认可，最终“成为人们口口相传、共知共鉴和共享共爱的常用名词和概念”，成为全体中国人“一个共同拥有和一致认同的民族总符号或名称”。黄兴涛教授的新著《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对20世纪上半叶中华民族观念生成与传播，或者说是对清末民国时期“中华民族”的现代认同，进行了历时性、全方位的探究考察与梳理分析，为学界奉献了考证与义理皆备、历史厚重与现实关怀兼长的学术成果。

该书将纵向考察“现代中华民族观念或意识生成、演化和不断强化深化的历史行程”与横向展示现代中华民族观念或意识不断传播扩展、“最终得到社会上广泛认同的过程”有机结合起来，将上层精英思想文本的解读与政党意识形态话语、文化媒介公共话语、民众话语的分析有机结合起来，呈现了该观念生成、演变与传播过程中的古今交汇、中外激荡、上下互动、情理交融的丰富内涵与生动面相。

《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分为4章，也就是按4个阶段，书写了清末民国时期中华民族观念或意识的生成演变轨迹：“清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的酝酿”——在重塑“中国”“中华”“中国人”等古老概念与摄取“外来的现代‘民族’概念”的基础上，梁启超、杨度等人在20世纪初形成了“中国各民族一体融合的‘大民族’现代观念”，且在这一意义上率先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民国前期“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确立与传播”——中华民国的成立为“中华民族”概念的明确提出和全民认同创造了条件，融合五族、推动民族平等融合成为民初各派政治势力的共识，民国初年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已经基本形成，到五四运动之后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后中华民族整体观念得以确立，“中华民族”一词写进了国共两党的政纲且“已开始在中国被愈来愈多地加以使用了”；十年内战时期“‘中华民族’符号认同的强化与深化”——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尤其是次年形式上统一中国后，明确认同孙中山晚年倡导的“大中华民族”理念并强化了对中华民族认同的倡导与宣传，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降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促使“中华民族”认同不断深化，一体化的“中华民族”整体观念因之传遍大江南北；“抗战前后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大普及”——1939年顾颉刚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说引发了关于中华民族观的热烈讨论，从20世纪40年代初开始，蒋介石及国民政府顺势推出“联合我们汉、满、蒙、回、藏五个宗族组成一个整体”的单一性中华民族观念，中国共产党则确立了多民族平等存在与融合而成一大共同体的复合性中华民族观念，抗日战争“最终把一体化的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牢固地确立在最为广大的中国民众和海外华侨的脑中心中”。

中华民族的发展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格局，现代中华民族认同则经历了“一致而百虑”的思想历程。该著兼顾了中华民族观念或意识衍生演变中的不同取向、多元声音，以期把握“中华民族”这一重要而复杂的概念符号所承载的丰富信息。为此，作者在考察20世纪上半叶中华民族观念的内涵变化时，力图做到“三个并重”：一是挖掘“中华民族”符号的历史底蕴与现代价值并重。书中指出，一方面中华民族认同是一种现代性认同，自由、平等、独立和解放等现代理念与现代“民族”概念成为其现代价值起源，“中华民族”符号“成为生息在中国这块古老土地上的各民族实现从其自身的传统形态向其共享的现代形态转化的鲜明标志”。另一方面，“中华民族”符号也是中国有史以来、特别是清代以来历史发展的结晶。该书开篇正是从“中国”“中华”“中国人”这些古老名词与概念、从清朝满人的“中国认同”说起，说明“中华民族”符号是上述古老名词与概念的“创造性转换”。二是分析复合性中华民族观与单一性中华民族观两种形态以及处于两者之间的各种含混形态并重。书中提到“中华民族”一词在上世纪初诞生，“最初人们使用它时，指代的主要是汉族，后来才逐渐表示今天的含义”。梁启超、章太炎和杨度等人曾经在不同含义上使用该词，“他们也因此成为指代汉族的‘中华民族’概念和指代包括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在内的大民族共同体的‘中华民族’概念这两种‘中华民族’概念的思想启导人”。还提到1936年以后中共文件和报刊中已以“中华民族”一词作为表示国内各民族一体化的习惯用语，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领导人“公然否认组成中华民族的各子民族（包括汉族）的现代民族称谓或地位，大力宣传‘中华民族’为一个单一民族的观点”。三是把握“中华民族”概念作为政治主权共同体和历史文化共同体的双重内涵并重。该书指出，清末民国时期阐发与传播的中华民族观念，有纯政治性的“国民”身份认同，有人类学意义上的民族认同，但主流是更以中国文化的不断融合、历史的密切联系为深厚依托，从而超越政权认同和传统族裔认同的界限，“并有进一步融合期待的政治与文化认同”。作者不仅关注以建设民族国家、各族平等融合为核心内容的、现代中华民族认同的政治维度，如深入探讨了孙中山、孙科等人偏重于政治性的“中华国族”论；也关注先驱者从文化认同上整合中华民族统一体的各种构想与努力，如书中提到杨度1907年在《金铁主义》一文中称中华民族“乃为文化之族名”等。

该书不仅重视从历史发展角度梳理“中华民族”之概念史、观念史，也注重从社会接受角度考察中华民族认同“经由‘先知先觉’的认知、揭示、启发、倡导、鼓吹，到全民广泛认同的发展历程”。全书不仅考察了孙中山、梁启超、杨度、李大钊、王光祈等政治或思想精英的中华民族观，也关注到清末满族官员和留日旗人等少数民族人士的中华民族认同；关注到20年代后国民党、共产党等政党的“中华民族复兴论”“中华民族”观；关注到夏德渥的《中华六族同胞考》、申阅庐的《中华民族特性论》等论著从学术角度对“中华民族”观进行的探讨，尤其是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所引发的学界讨论；关注到中学史地教科书里的“中华民族”书写、民初“国歌”与《义勇军进行曲》等对“中华民族”符号的传扬、报纸杂志对中华民族整体观念的传播及其他形式的中华民族观念社会化表达。正是这种对“中华民族”观念的广泛传播，使现代中华民族观念从少数人的精英思想变成全社会的价值共识，“最终蔚成一个不言而喻、广泛认同甚且难以动摇的神圣信念”。

（作者系鲁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光明日报》（ 2018年04月11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