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明伟

《共产党宣言》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基本纲领和共产主义者的第一个宣言，自传入中国以来，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对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和伟大变革历史进程的当事人，毛泽东特别钟爱《共产党宣言》，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他善于把《共产党宣言》等经典著作中的一些深刻道理与中国实际有机结合，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自毛泽东第一次阅读《共产党宣言》起，这部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便与他结下不解之缘。据毛泽东回忆，他是1920年开始接触《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共产党宣言》在他的思想深处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影响了他的一生。据统计，毛泽东一生读的次数最多的书，就是《共产党宣言》，早在1939年年底他就说过：《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一百遍；每阅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缅怀毛泽东》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00页）。后来他还说过，自己每年都把《共产党宣言》读几遍。他一生到底读过多少遍《共产党宣言》，已经无法统计。对这本全世界无产者的入门书，毛泽东不仅自己读了一生，也向党内推荐了一生。

通过梳理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个过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共产党宣言》对毛泽东本人和中国共产党的各级领导人产生了多方面的巨大影响。比如：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曾受《共产党宣言》的思想启发，深入思考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与教训；国共合作破裂以后，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开辟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过程中，毛泽东不断从《共产党宣言》中寻找思想智慧和解决难题的办法；在延安整风期间，他特别强调全党要认真学习《共产党宣言》等马列主义原著，提高马列主义水平；在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进程中，毛泽东反复研读并不断向全党推荐《共产党宣言》，宣介其中的重要思想，引领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各级干部“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承担起历史的重任；在夺取全国胜利的关键时期，毛泽东号召全党同志读《共产党宣言》，进一步提高马克思主义水平。又比如：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毛泽东不断阐发《共产党宣言》里的思想，阐明党的领导方法以及共产党人的思想境界和远大抱负；在社会主义建设遇到难题甚至挫折后，毛泽东进一步读《共产党宣言》，思考探索“具有自己特别的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和方法”；到了晚年，毛泽东依然对《共产党宣言》爱不释手，直到去世，在毛泽东卧室床边还摆放着他经常阅读的包括英文版在内的至少三个版本的《共产党宣言》。在他不断向全党推荐的读马列原著的书单中，第一部著作几乎都是《共产党宣言》。

结合历史的长河客观辩证地看，毛泽东一生的革命和建设生涯都从《共产党宣言》中汲取了丰富的思想理论资源和方法论原则。毛泽东曾经说过，他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等三本书后，“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22页）。

毛泽东讲上面这些话，是在1941年9月，在讲《关于农村调查》问题的时候。他首先讲的是：“认识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马克思、恩格斯努力终生，作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才完成了科学的共产主义。列宁、斯大林也同样作了许多调查。中国革命也需要作调查研究工作，首先就要了解中国是个什么东西（中国的过去、现在及将来）。可惜很多同志常是主观主义，自以为是，完全不重视调查研究工作。”

他还讲：“事物是运动的，变化着的，进步着的。因此，我们的调查，也是长期的。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作调查，然后，才能不断地认识新的事物，获得新的知识。”（《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1页）正是在这个时候，他讲了前面提到的那一段有关“阶级斗争”的话。意在提醒到下面去做调查研究工作的同志，要深入中国农村，“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

那么，《共产党宣言》等马列著作到底对毛泽东产生了哪些影响呢？这里面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至少以下三个方面的影响值得我们特别关注。

（一）读《共产党宣言》等马列原著，毛泽东不仅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而且一生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

毛泽东自己说过，他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是通过读《共产党宣言》等书确立起来的，并且也是通过读这些书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1936年10月，他在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所发生的事情的文章。我热切地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极少数共产主义文献的中文本。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他说的这三本书，就是《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史》。他还说：“到了一九二○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一个共产党员的经历》，载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毛泽东与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一样，是在长期苦苦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过程中，经过对各种思潮、主义的反复比较，最终找到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并由此坚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一直没有动摇过”。

所以说，《共产党宣言》带给毛泽东最大的影响就体现在理想信念上，在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执着追求和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不懈奋斗上。毛泽东对《共产党宣言》等马列经典著作的阅读和把握，不是一般人所能企及的。他一生中反复阅读这些书，《共产党宣言》中的许多思想精髓、精辟论断，他不仅能灵活运用而且几乎都能随口背下来。到了晚年，他还对身边工作人员风趣地说过：“我活一天就要学习一天，尽可能多学一点，不然，见马克思的时候怎么办？”（参见徐中远：《毛泽东读〈共产党宣言〉的启示》，载《红旗文稿》2015年第16期）

（二）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凡遇重大问题和思想疑难，毛泽东都要从《共产党宣言》等马列著作中找智慧、找思路、找办法。

毛泽东读马列著作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中遇到的重大问题，或者是为了解答实践中出现的思想疑难。读《共产党宣言》更是如此。毛泽东曾经在提到他最早读《共产党宣言》等书得到什么启发时说过，“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2页）。在延安时期他还说过：“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他还说过：“要学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要精读，读了还要理解它，要结合中国国情，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去分析、去探索、去理解。理论和实践结合了，理论就会是行动的指南。”“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共产党宣言》就翻阅过多少次。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在于应用，要应用就要经常读，重点读。”（《缅怀毛泽东》上册，第400～401页）

带着问题读，遇到难题读，读懂以后再与实践相结合，把其中的深刻道理运用于中国社会实践，让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行动的指南，这些，就是毛泽东研读和运用《共产党宣言》等马列著作的基本流程。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时如此，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亦如此，毛泽东从《共产党宣言》等马列著作中找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丰富的智慧、宽广的思路和有效的办法。从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自己研读以及不断提倡全党阅读马列著作的情况来看，每当他特别提出要重读《共产党宣言》等经典著作的时候，大都是中国社会实践出现波折或者思想认识上出现疑惑的时候，毛泽东的一条重要经验和做法，就是从《共产党宣言》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寻找理论初心，正像他经常提醒大家的，读《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书籍，重要的是研究其中的方法，这些方法是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基本原则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桥梁。

（三）为确保“伟大的党”能够承担起历史的重任，实现“伟大的目标”，毛泽东不断以《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教育引导全党同志特别是培训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提高全党的理论修养和思想水平。

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就提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7页）党的各级干部是否具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水平和素养，是毛泽东高度关注的问题。他指出，“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这是一个“伟大的目标”；“要使几亿人口的中国人生活得好，要把我们这个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富裕的、强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要完成这样的伟大目标和艰巨的任务，“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5页、第2页）。“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6页）

在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奋斗历程中，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持续不断地制订了培养训练大批“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47页）的计划，并组织实施。毛泽东历来主张，培养训练干部最核心的内容和首要的教材，就是马克思主义；而《共产党宣言》，就是首本学习教材。毛泽东提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应该开展“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使我们的干部“更多地学到一些马克思主义”，成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75页）。

应该说，终身研读《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终身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善于将其与中国实际有机地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毛泽东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的一个重要的特点。

（作者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

《光明日报》（ 2018年04月11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