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郑伟俊 云南师范大学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最根本的政治立场。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深刻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这一论断从根本上划定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价值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全党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树牢群众观点，贯彻群众路线，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新时代基层治理场景日趋复杂，年轻干部身处政策执行一线，既是群众路线的践行者，也是治理效能的直接体现者，其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效能直接关系到党的执政根基。本文从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三个维度，分析年轻干部将人民立场转化为治理实践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

　　认识论转化：从经验预设走向问题本位

　　认识论维度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是“干部以什么样的状态进入实践场域”。若带着既有结论进入实践，调研便会沦为对预设判断的佐证，政策输入与群众真实需求之间必然出现结构性错位。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认识来源于实践并服务于实践。调查研究作为干部获取真实信息的基本途径，其有效性取决于认识主体能否以开放状态进入实践场域。当前基层治理中存在一种倾向：部分年轻干部下基层调研前已形成初步判断，对不符合预期的信息自动过滤，调研过程异化为对预设结论的佐证。

　　在中青班学员论坛研讨中，一位来自审计系统的基层干部分享了如下案例：某县审计部门通过数据分析发现，一名七十多岁、患有智力障碍且行动不便的特困老人，因无法自行前往市区进行残疾等级鉴定，长期未纳入医疗救助保障范围。审计组未将此简单归因为“资料不全”予以结案，而是追溯至政策执行链条中的服务供给短板——群众因客观条件限制无法完成行政程序，实质上是公共服务可达性问题。审计机关推动民政、医保、残联三部门建立联动核查机制，实现从“群众申请”到“主动发现”服务模式的转变。

　　该案例印证了一个认识论命题，即有效的调查研究要求干部完成从“带着答案下去”到“带着问题回来”的转化，以真实问题而非既有结论作为政策调整的起点。毛泽东同志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指出：“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新时代贯彻这一要求，关键在于破除经验主义认知框架，使“眼睛向下”从工作方法升华为政治立场的外化。年轻干部需警惕将调研简化为信息收集工具，而应将其视为打破认知盲区、校准政策方向的根本途径。

　　方法论转化：从行政逻辑走向群众逻辑

　　方法论维度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是“政策方案由谁参与生成”。若以行政逻辑覆盖群众逻辑，政策执行便容易出现“供给—需求”对不上的问题。群众路线的方法论内核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但在治理实践中，行政逻辑与群众逻辑之间存在长期矛盾。行政逻辑以科层效率、指标完成为导向，强调标准化和程序化；群众逻辑以实际需求、生活经验为导向，强调差异化和情境性。

　　另一位来自农业农村系统的干部分享了某地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案例：干部初期依据技术规范在办公室制定作物种植结构调整方案，要求农户改变传统耕作方式，群众接受度低，政策执行遭遇隐性抵制。深入田间调研后发现，当地农户基于长期耕作经验形成了一套有效的养分循环实践：旱季施肥集中于旱地，雨季前完成主要施肥作业，日常灌溉遵循“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循环利用原则，在常规年份并不构成河道污染风险。真正需要管控的是雨季大水大肥种植模式下的地表径流排放。干部将群众经验纳入治理方案，将管控重点从“调结构”调整为“控时段、改方式”，同时建立群众举报线索与执法检查的衔接机制，治理效率与群众认同同步提升。

　　这一案例印证了群众路线的方法论命题：群众是治理方案的共同生产者，而非被动的政策接受者。政策科学中的“街头官僚”理论表明，一线执行者与政策对象的互动质量直接影响政策输出效果。街头官僚理论所强调的“一线执行者的自由裁量权影响政策落地效果”，与群众路线所要求的“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在实践指向上高度一致。年轻干部应当认识到，群众长期积累的实践经验中蕴含着对本地条件的深度适配，将群众逻辑纳入政策设计，不仅能够提高政策可行性，更能降低执行成本。需警惕以行政逻辑替代群众逻辑的思维惯性，坚持以实践效果检验行政决策的成效。

　　价值论转化：从绩效导向走向民生导向

　　价值论维度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是“治理效果以什么标准评价”。若以任务完成度或上级考核指标为唯一标准，群众日常体验中的“小需求”便容易被忽视，个体层面的负面体验经过累积效应，会转化为对治理体系的整体性评价偏移。执政合法性的巩固依赖于人民群众对执政党的持续认同，而认同的积累并非来自抽象的理念宣示，而是来自微观层面的利益实现与权利保障。公共价值理论指出，政府行为的合法性基础在于其能否有效回应公众需求并创造公共价值。这一判断与党中央“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路形成对话，二者都强调公共行为的评价标准应回归公众需求的满足程度，而非仅看行政产出。当前基层治理中存在一种倾向：干部对群众反映的“小需求”缺乏足够重视，证明开具不便、道路通行不畅、窗口排队过长等问题常被归入“非紧急事项”而延迟处理，但恰恰是这些日常体验构成了群众政治信任的微观基础。

　　中青班学员论坛研讨上，还有一位来自检察系统的干部分享了滇南某边境县饮用水源保护公益诉讼案例：该县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长期存在经济作物种植活动中化肥农药残留侵入河道，威胁群众饮水安全的问题。该问题历经二十余年，数次整治未能根治。2020年，检察机关依法启动公益诉讼程序，向相关职能部门发出诉前检察建议，县政府成立专项工作组完成彻底整治，水质明显改善。案件办理中，检察机关对配合迁出的原住居民未采取简单化处理，而是通过司法救助与社会保障衔接，保障其生计权益。该案例印证了一个价值论命题：治理行为的评价标准不应局限于任务完成度或上级考核指标，而应回归群众权益保障的实质效果。执政根基的深度，等于政策执行中对个体利益关切的回应厚度。

　　实现路径：将群众参与制度化

　　基层治理实践中年轻干部人民立场的“三转”最终需落实为可操作的制度安排。基于基层治理实践，可将群众参与嵌入三个关键环节：一是问题发现机制，将群众诉求采集嵌入决策流程前端，通过常态化走访、蹲点调研、信访数据研判等方式，使分散的群众需求进入政策议程的通道制度化；二是方案生成机制，在政策设计阶段建立群众参与程序，将一线实践经验作为政策方案的输入变量，通过听证会、协商议事会、试点反馈等方式，确保行政逻辑与群众逻辑在方案形成阶段即实现对接；三是效果评估机制，建立以群众满意度为核心维度的政策评价体系，引入第三方评估、回访调查等方法，形成“政策输出—群众反馈—政策迭代”的闭环。

　　人民立场不是抽象的政治宣言，而是贯穿于基层治理全过程的认识论基础、方法论原则和价值论归宿。年轻干部在政策执行中，需在认识论上破除经验预设、在方法论上尊重群众智慧、在价值论上敬畏民生小事，将三者统一于人民立场实践转化的具体行动中。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年轻干部唯有把人民立场转化为可感可及的治理实践，方能不负时代、不负人民。

　　（责任编辑 苏宇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