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钟昌标　周祎庆 分别系云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十五五”时期要把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新质生产力兼具全局战略属性与区域实践特征，其发展既需要中央统筹引领与地方创新实践的深度协同，也依赖央地资源配置的高效耦合与工作机制的精准对接。为有效应对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区域同质化竞争、要素配置失衡、机制衔接不畅等突出问题，加快构建央地协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格局显得尤为紧迫且必要。

　　理论内涵

　　央地协同作为推动新质生产力有序发展的关键保障，植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国家治理现代化及经典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发展。

　　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当代实践诠释。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要求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新质生产力是生产力要素的革命性重构，对生产关系提出了更高要求。央地关系的协同效能直接决定了对新质生产力的适配程度——中央确保方向性、整体性，地方提供创造性实践样本，二者有机统一构成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在当代中国的生动实践。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命题延伸。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在于实现“有效治理”与“活力释放”的动态平衡。新质生产力涉及的科技自立自强、产业升级等重大课题具有跨区域特征，单靠地方难以统筹。中央以制度供给和战略规划构建制度框架，地方将战略部署转化为具体治理实践，这种协同关系实现了治理效能与发展活力的有机统一。

　　比较优势理论的创新应用。传统比较优势理论侧重单一区域资源禀赋，而央地协同突破了这一局限。它以创新为核心，以制度创新破除行政壁垒，推动要素跨区域自由流动，将比较优势升级为跨层级、系统性的协同创新维度，形成可协同培育的动态优势，是新格局下区域协调发展的创新应用。

　　内在逻辑

　　央地协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是处理好全局与局部、政府与市场、动力与保障的辩证关系。

　　辩证把握全局统领与因地制宜的统一。国家层面明确核心方向与总体目标，防止同质化竞争；地方层面立足自身禀赋，将战略部署转化为具体实践。“中央定方向、地方创特色”的模式，既保证了系统性，又激发了创造性。

　　破解要素配置壁垒和市场失灵难题。新质生产力面临双重挑战：区域壁垒阻碍要素流动，高风险领域存在市场失灵。央地协同中，国家着力破除制度壁垒，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地方聚焦要素需求痛点精准供给，实现“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有机结合。

　　统筹激发内生动力和完善治理体系。国家通过战略嵌入指明方向，通过改革授权赋予地方自主权；地方通过创新探索反馈实践，填补制度空白。这种双向互嵌形成“顶层设计—实践探索—试点推广—制度完善”的闭环演进，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持续制度动力。

　　实践路径

　　央地协同的关键在于将中央部署与地方实际紧密结合，通过战略、要素、调控、治理“四个协同”推动新质生产力因地制宜发展。

　　构建战略统筹与地方衔接的规划协同机制。国家制定中长期规划提供根本遵循；地方制定实施方案避免同质竞争。科技资源聚集地区聚焦原始创新，中西部依托资源优势打造支撑基地，海南依托自贸港探索创新样本，形成“国家战略引领、区域优势互补、特色错位发展”的新质生产力布局。

　　完善要素配置与利益共享的耦合协同机制。国家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建立跨区域利益共享机制；地方搭建集聚平台，推动要素价值转化。推动央属创新资源向地方开放共享，鼓励联合攻关关键技术。国家建立统一治理规则，地方探索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试点，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健全制度创新与风险防控的调控协同机制。国家应赋予地方改革自主权，支持创新基础雄厚地区率先设立新质生产力改革试验区。同时构建风险防控体系，国家加强系统性风险监测预警，地方落实属地防控责任，防范低水平重复建设等区域性风险。

　　建立绩效评价与能力建设的治理协同机制。建立科学绩效评价体系，鼓励地方创新探索。着力提升各级干部把握科技趋势、推动产业转型的能力，常态化组织跨区域干部交流培训，搭建央地协同沟通平台，建立信息共享、问题会商工作机制，不断提升央地协同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整体效能。

　　[本文系2024年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研究专项”重点项目“央地战略互嵌视角下云南发展新质生产力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研究”课题组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