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段天姝 云南大学文学院

　　在唐代士人的知识图景中，云南的面貌并非一成不变。读过早期志怪杂记的人，会说绝徼之外有以猿为夫的女国；读过段成式、刘恂的唐人新著，则会谈及铜鼓、蔓胡桃、鹅毛被等具体名物；而樊绰的《云南志》，则以山川途程开篇，重在呈现治理所需的整体框架。从“女国”到“铜鼓”，从“绝徼之外”到可据系统知识把握的边疆，变化的不仅是云南的形象，更是唐人认识边疆的方式。“奇”并未消逝，只是不再依托不可知的神话异闻，而逐渐附着于可名可指的经验之中。本文以“奇”的流变为线索，考察唐人书写云南的知识路径，揭示唐代云南文化形象形成的独特过程。

　　石寨山型铜鼓　云南日报通讯员　李松　摄

　　万家坝型铜鼓　云南日报通讯员　李松　摄

　　女国、猿夫与更早的绝徼之外

　　如果去问一位长安的唐代士人，云南是什么样子，他的回答取决于他读过哪一类关于云南的书。若读过较早流传的志怪杂记，他会告诉你绝徼之外有女国，以猿为夫；若读过段成式、刘恂的笔记，他则会谈及毒槊、铜鼓、蔓胡桃、鹅毛被。前后两种回答，同样落在“奇”字上，却有很大差异：女国传说，带有神秘色彩，而铜鼓、蔓胡桃，则都是可以指认、描述的物。《太平广记》将两类材料一并收入，读来仿佛判若两地。这一并置本身就提示我们，唐代关于云南的书写，继承了一个更早的、以神话传闻为主的西南想象，又在自己的时代将这种想象逐步改写。

　　先看那一层较早的“奇”的底色。《太平广记》所引女国以猿为夫之说，几乎完全脱离现实经验，依托的是自《山海经》《博物志》以来的想象方式：天下的边缘，居住着与中原截然不同的人。这类记述的落点并不在云南本身，而在“绝徼之外”这样一个笼统的方向，云南在其中，只是远方和边缘的一个别名。

　　当奇开始附着于物

　　这种以“绝徼之外”笼统指认云南的书写方式，到唐代发生了明显转变。天宝年间，唐军两次征讨南诏皆遭重创，此后南诏又数度北扰西川。中晚唐时期，云南对于中原士人，已不再是可以随意投射传说异闻的模糊方向，而是每隔几年就会在朝堂议奏中出现的政治议题。与此同时，朝贡与商旅带来的云南实物，铜鼓、藤杖、金银、珍果、乐器等，一件件抵达长安。段成式一辈士人广搜四方异闻以炫博，刘恂等地方官员也乐于把所见风物摘出成书。云南在他们笔下呈现出与女国传说不同的面貌，既是时代境遇的变化，也是书写者的目光从缥缈远方落向了具体实物。

　　唐人并没有放弃对“奇”的偏好，只是重新安排了“奇”的位置。“奇”不再寄托于神秘远方，而是附着在一件件可以指认的物之上。最能见出这一转变的，当数《太平广记》“铜鼓”条：“蛮夷之乐有铜鼓焉，形如腰鼓，而一头有面，鼓面圆二尺许……其身遍有虫鱼花草之状……击之响亮，不下鸣鼍。”鼍（扬子鳄）皮之鼓，本是中原庙堂雅乐所用，以“鸣鼍”比况铜鼓之音，无形中把一件云南器物纳入了中原读者熟悉的礼乐记忆。这里的“奇”，已不再是《山海经》式的神怪异闻，而是一种建立在真实器物“奇巧”之上的审美惊叹。贞元年间，骠国经由南诏献乐，铜鼓确曾进入唐代宫廷，元稹、白居易等人的《骠国乐》，都曾记述此事。作者以此为凭，从宫廷见闻进一步推出南蛮酋首之家皆有此鼓的结论。这一推论未必准确，却代表了一种不同的认识方式，中晚唐对云南的书写，已建立在现实经验之上。

　　蔓胡桃是一例。《酉阳杂俎》记：“蔓胡桃出南诏，大如扁螺，两隔，味似胡桃。”产地、形态、滋味依次交代，借胡桃这一中原常见之物来标示其味。铜鼓的“奇”，尚需借朝贡场合的目验为凭，蔓胡桃则只以自身之形味呈于案头。《岭表录异》所记鹅毛被又更进一步：酋豪“选鹅之细毛，夹以布帛”缝纳为被，“其温柔不下于挟纩”。挟纩本是中原熟悉的丝绵之被，刘恂以此比况，等于把一件远方之物直接接入中原读者的生活经验。三例合观，“奇”所依附的物越写越近身。

　　铜鼓、蔓胡桃与鹅毛被虽分属礼器、物产与日用，却分享着同一种知识路径：通过寻找中原参照物，为云南的名物确立坐标。这些书写之所以能从神话异闻中抽身，背后是中晚唐日益频繁的朝贡、商旅与宦游活动。唐人通过一件件可名、可指、可比的实物锚点，将云南固定在大唐的文化地图之上，使它不再是一个虚幻的形容词，而成为一个由具体名物拼贴而成的实词。

　　南诏博物馆　云南日报记者　秦蒙琳　摄

　　《云南志》与另一种云南

　　铜鼓、蔓胡桃与鹅毛被，让唐人得以谈论一个具体的云南，但仅凭这些散落于案头的短章条目，仍不足以回答另一些同样急迫的问题。南诏究竟有多少部族与城池？其治理如何运作？又与吐蕃、交趾维持着怎样的往来？对于大唐的中央和地方经略者而言，边疆不仅需要被赏鉴，更需要作为系统知识被通盘掌握。

　　樊绰的《云南志》（又名《蛮书》）正是在这样的需求下出现的。唐懿宗咸通初年，樊绰随安南经略使蔡袭驻守安南，亲历南诏进逼交趾的战事。他由是广泛搜集前代文献与亲身见闻，撰成这部十卷本的地志。此书唐宋以后一度散佚，今本乃清人从《永乐大典》辑出。

　　翻开《云南志》，全书开篇即首列“界内途程”，将从成都入云南的道路逐站记里，值得关注之处，如记越析州云：“第九程至制长馆，于是始有门阁廨宇迎候供养之礼，皆汉地。”寥寥数语，既标示了地理里程，也明确点出了礼仪由边地渐入汉俗的分界。稍后又记大雪山云：“往往有吐蕃至赕货易。”看似随手一笔，却透露出西南边疆各族群之间活跃的商贸往来。这类信息对一般读者而言，缺少奇趣，对筹划边情的官员却是紧要之事。

　　樊绰与《太平广记》所收唐人笔记的关注重心差异，可以铜鼓为例管窥。《太平广记》中所收录的铜鼓，凭借“炉铸之妙”“不下鸣鼍”进入唐人的听觉与礼乐记忆，成为一件可供品鉴的奇器；樊绰在《云南志》正文中则并不曾专门记述铜鼓，仅在卷十附引《夔城图经》时旁及数笔，如正月初夜蛮俗“鸣鼓连腰以歌，为踏蹄之戏”，三月八日大节则“振铎击鼓，师舞为敬”等。同一件击之响亮的乐器，在樊绰的知识视野中，不再被单独抽出加以铺陈，而是作为节令、祠享与踏歌之戏中的一个环节，被顺笔归入相应的类目之下。“奇”并非樊绰所要追寻的东西，他所在意的是这些事物如何在南诏的礼俗与制度之中各安其位。

　　《云南志》与笔记的知识趣味分野即在于此。笔记作者从一件奇物出发，让云南在读者眼前显出一角轮廓；樊绰则致力于绘制一张系统的知识地图，让云南相关知识以整体的面目得到呈现。前者以“奇”为落点，后者以秩序为骨架。两种书写并非对立，而是共同承担了唐人对云南的双重认识需要。段成式、刘恂笔下的铜鼓、蔓胡桃，为士人提供了可以想象、谈论云南的具体入口；樊绰笔下的途程、山川、六诏、物产、风俗，则为大唐提供了可以据以经略的整体框架。二者交织，唐人心目中的云南才第一次拥有了不同于前代的完整形貌。

　　这一形貌为后世提供了长久的书写起点。樊绰的记述成为《新唐书·南蛮传》的重要史料来源，沉淀为宋元明清诸代认识唐代云南的实证基础。笔记中的云南条目则经由《太平广记》的摘录进入士大夫案头的日常阅读。明清学者对云南名物的考订，其对话对象仍是这两路唐人书写。同一个云南，就此在唐人的笔墨中拥有了两种不同的生命，一种以秩序与整体示人，一种以奇物与细节招人注目，共同延续为后世认识云南的知识底本。

　　从女国、猿夫到铜鼓、蔓胡桃，变化的不仅是云南的面貌，更是唐人认识边疆的方式。“奇”并未消散，只是不再托身于不可知的神话异闻，而越来越倚赖真实的经验，附着在一件件可名可指的名物之上。也正是在这份想象与经验、趣味与秩序交织的书写之中，唐代云南才渐渐拥有了一副不同于前代的文化形貌，并由此进入后世关于西南边疆的历史记忆。今天重读这些唐人书写，我们所看到的已经不只是奇闻异物，更是一种知识如何生成、边疆形象如何被书写的历史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