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段金生 云南民族大学副校长

　　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文化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哲学社会科学各领域研究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共中央政治局2024年12月9日就我国历史上的边疆治理进行第十八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这与习近平文化思想一脉相承，共同为新时代中国边疆学与边疆治理研究指明了方向。西南边疆地处多民族交汇地带，历史积淀丰厚、文化形态多样，在中华文明的整体格局中占有独特位置。结合西南边疆研究实践，本文从理论根基、研究视野、文明站位三个维度，阐释新时代中国边疆学的发展路径。

　　以文化自信筑牢中国边疆学研究的理论根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文化自信的提出，为包括中国边疆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确立了根本性的价值坐标。中国边疆从古代天下体系到近代主权国家、从王朝边疆到现代边疆的演进，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和文明根基。西南边疆的历史进程就是有力证明：从秦汉“西南夷”地区的郡县设置，到元明清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的递进治理，再到近代国家转型中的边疆调适，都是中国本体形塑下的治理迭代，而非外来理论的实践样本。对此，新时代边疆学研究必须锚定文化自信，立足中国本土历史脉络，自主搭建适配中国国情的边疆学学科、学术、话语体系，拓展对外阐释说服力。

　　以“两个结合”拓展西南边疆治理研究的理论视野。“两个结合”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大理论创新，为边疆治理研究的深化打开了崭新的学术视野。一方面，边疆研究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从长时段、大历史的视角科学认识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历史规律。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治边智慧。以西南边疆而论：“大一统”思想提供了持续的政治文化框架；“因俗而治”的策略，尊重了当地的社会形态差异，土司制度为其典型；“修文德以来之”的传统，体现在儒学传播、科举推行等措施对西南社会的深层影响。“第二个结合”的意义在于，它将传统文化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内在文化根基，从而在深层的文明逻辑中推动理论创新。边疆治理研究贯彻“两个结合”，就是要在“结合”中产生新的理论范畴和解释框架，提升边疆治理研究的学理化水平。

　　以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确立西南边疆研究的文明视野。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揭示了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个特性，这为边疆学研究确立了宽广的文明视野。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昭示了边疆是统一多民族国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包容性奠定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边疆地区作为多民族交汇地带，各族人民交错杂居、文化兼收并蓄、经济相互依存，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一体格局。这正是中华文明包容性的生动体现。和平性则决定了中华民族始终以交往交流交融的方式处理边疆问题和民族关系，这与西方殖民扩张中的边疆理论形成了本质区别。以中华文明突出特性审视西南边疆，更能体现扎根西南沃土的学术意义。

　　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关键在于将其蕴含的立场、观点、方法转化为学术研究的自觉实践。西南边疆研究需要持续立足本土沃土，坚定文化自信的理论自觉，依托“两个结合”创新治理理论，依托中华文明五大特性拓宽研究格局，为中国自主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设贡献西南学术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