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秦镟艳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讲师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推进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特邀调解作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代表之一，通过吸纳依法成立的人民、行政、商事、行业等调解组织作为特邀调解组织，或者吸纳符合条件的专家学者、仲裁员、退休法官等个人成为特邀调解员，促使纠纷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对社会力量参与化解矛盾纠纷，推进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作用。云南作为我国重要的边疆多民族地区，应立足多民族特点，深入挖掘并整合各民族的纠纷解决智慧与优秀传统文化，因地制宜地构建具有民族特色、地域特点的特邀调解模式，让新时代“枫桥经验”在边疆治理中落地生根。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筑牢边疆治理根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推动特邀调解制度在边疆治理中发挥效能的根本政治保证。一方面，边疆地区各级党组织要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将党的领导贯穿于边疆治理的各方面、全过程，持续巩固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同时，要持续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全面提升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与群众组织力，确保党的方针政策在边疆地区精准实施、有力执行、有效落实。另一方面，应积极推动党建工作与调解实践深度融合，以党建引领激活基层治理末梢。推广“党建+调解”工作模式，健全基层调解网格，邀请熟悉政策、深谙民情、享有威望的老党员、老支书、老模范等担任特邀调解员，根据各区域纠纷类型特点与发生规律，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群众信赖的品牌调解工作室，实现矛盾纠纷早发现、快响应、实质解，切实把党的领导优势转化为边疆治理的实际效能。

　　汇聚多元权威，强化调解合力。我国边疆地区是多民族文化的交汇融合地带，不同族群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习惯法传统与地方性知识，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资源。因此，边疆地区特别是民族地区，应充分尊重并整合资源，建立融合“文化权威+社会权威+专业权威”的调解队伍。例如，在云南彝族聚居地区，当地彝族“德古”（长老）常常被邀请为三级联调的特邀调解员。他们熟悉政策、了解民俗、通晓民族语言、在群众中享有威望，能够巧妙运用“打歌”形式化解矛盾，实现法理、事理、情理的有机融合。边疆民族地区可立足“文化权威主体赋能调解”的经验，系统构建多元权威主体协同治理平台。一方面，司法机关建立特邀调解员名册库，通过开展定制化法律业务培训，有效提升特邀调解员的法治思维和法律素养。另一方面，组建由法官、民族干部、律师、文化传承人与族群代表共同构成的“多元化”调解团队。既能高效解决涉及民族习俗、文化遗产、耕地水源、邻里家事等矛盾，又能在法治实践中浸润民族文化，在边疆地区构筑起兼具包容性与凝聚力的社会和谐基础。

　　借力民族文化与普法融合，提升调解效能与治理韧性。多民族边疆地区积淀着丰富的民族文化与传统智慧，特邀调解在边疆民族地区的深化发展，正成为连接国家治理与基层社会、现代法治与传统智慧的关键纽带。一方面，将特邀调解打造为“普法强基”专项行动的有效载体。特邀调解员通过运用法律法规、国家政策、民族习惯和乡规民约化解纠纷，本质上是在进行一场“以案释法”的精准普法。针对民族地区涉及邻里边界、婚恋家庭、资源分配等高频纠纷时，特邀调解员可以在“火塘夜话”“院坝会”“边寨协商”等民族议事场景中开展调解，将法律条文转化为民族认知习惯中的情理共识，实现“调解一案、教育一片、治理一方”的社会效果。另一方面，立足边疆民族地区特色，推动特邀调解与民族文化融合互促。充分挖掘边疆民族地区叙事长诗、民族戏曲、火塘文化等本土文化资源，把调解工作与民族文化形式有机结合起来。将特邀调解的案例资源转化为生动的普法教材，通过民族语言、地方文艺、双语宣传栏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广泛宣传，增强边疆群众的法治观念和规矩意识，为边疆的长治久安夯实稳固的法治根基。

　　[本文系2025年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专项”（项目编号：ZX2025YB29）以及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青年骨干教师科研计划项目（项目编号：2024QN07）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