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高国强　全瑞桃 分别系云南大学图书馆馆员、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硕士研究生

　　石屏袁嘉谷（1872—1937，字树五），不仅在科举仕宦上有所建树，在学术上也卓有成就。生平著述等身，文学以《卧雪堂文集》《卧雪堂诗集》《卧雪诗话》为代表作，史学以《云南大事记》《滇绎》《石屏县志》为杰作。今人整理有《袁嘉谷文集》。其事功、学术和思想，略见于李士厚、于乃仁、于乃义等人编辑的《袁屏山先生纪念集》和《屏山学案》。

　　在袁嘉谷的著作中，《移山簃随笔》是一部典型的传统学术笔记，延续了王应麟《困学纪闻》、洪迈《容斋随笔》、顾炎武《日知录》的旨趣。它撰成于1929年，以袁嘉谷书斋“移山簃”命名。其门人陈少铭将其编次为五卷：第一卷经之类，第二、三卷史之类，第四卷诸子与文艺之类，第五卷杂类，总共380条。内容广博，涉及文字考订、典籍辨伪、学术批评、思想演变、历史评论、人物轶事等，是袁嘉谷重要的著述之一。不过，袁嘉谷在世时，此书未能付印。

　　1938年，李士厚等人编辑印行《袁屏山先生纪念集》，其卷四《遗著选刊》收录袁嘉谷《移山簃随笔》笔记27条，每条皆有标题，内容涉及“博士之职”“《连山》《归藏》佚文”“华夏之称”“敦煌石室”“沈约四声”等诸多方面。至1948年，袁嘉谷弟子孙乐、六弟袁嘉璧将原稿删定校刊，周钟岳题签，秦光玉、刘文典作序，袁丕佑跋后，成铅印本，即今日通行之本。此本不分卷，凡120条，各条无标目亦未分类，已非原貌。《袁屏山先生纪念集》所录之“《连山》《归藏》佚文”“伏生学派”“冠礼重于昏礼”“孔子修《春秋》之由”“《左传》窜文”“羿为世官”“三皇之说”“稷门之盛”“五行说之谬戾”诸条，此本未载。

　　《移山簃随笔》以读书札记为主，引书遍及经、史、子、集四部。经部有五经、《说文解字》《经义考》等；史部有二十四史、《华阳国志》《通典》《云南通志》等；子部有诸子书、《颜氏家训》《弘明集》《太平御览》等；集部有《楚辞章句》《文选》《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隋先唐文》等；说部则有《梦溪笔谈》《齐东野语》《万历野获编》等。这些传统著作，在袁嘉谷的知识谱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袁嘉谷长于考证，然其旨归在阐发义理、表达思想。如考“华夏”名称源流，引《诗经》《尚书》《华阳国志》《爨龙颜碑》《弘明集》《文苑英华》等二十余种史料，论证“‘中华’二字之名，联缀史册，盖二千年于此矣”，以驳日本“疑我名中华，未免自尊”之说。又如据《普洱府志》所载猛乌、乌得二土司地割予法人之事，特为著录：“两土司躬来痛哭，谓‘天朝何忍弃之，卒无人怜’。自琉球、缅、越诸藩失后，渐及台湾、旅顺各内地，诚为天下痛心之举。而天下士谈失地者，辄不知有猛乌、乌得事，故特著之。”此类考述皆意在表达爱国信念与忧患意识，不徒以考证为能事。

　　书中的一些条目，也彰显了袁嘉谷自觉的文献传承意识。如记敦煌遗书事：“法人伯君希和通中文，曾任南越教师，闻之携资往，得数车以去，惟以十数卷（敦煌遗书）自随入京，王捍郑（仁俊）前辈约同往观，真希世之宝也。《沙州志》一书，抄本，装卷纯为古制。余归而告于学部，堂部电甘督，凡石室中片缣一字悉送部中，不得再失。”按，早在1900年，敦煌石室遗书就被发现，然未引起中国学界的重视。1909年夏，伯希和偕部分珍品到达北京，与数十位中国政学名流如罗振玉、王国维、恽毓鼎、董康等进行交流（详见王冀青《伯希和1909年北京之行相关事件杂考》，《敦煌学辑刊》2017年第4期）。是年八月二十二日，学部即发出“行陕甘总督请饬查检齐千佛洞书籍解部，并造像古碑，勿令外人购买电”，要求甘肃方面“遴派委员迅往查明，现共存有若干，无论完全残破，统行检齐解部，幸勿遗失散落”（《学部官报》）。甘肃布政使兼护理陕甘总督毛庆蕃即奉命行事，派员将劫余的8679卷运至北京，庋藏学部图书馆，1910年送京师图书馆收藏，陈垣据此项残存，编成《敦煌劫余录》六册。可以说，袁嘉谷对敦煌文献的保护、中国敦煌学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他如论《永乐大典》的刊印、文献目录的作用等，也都体现了袁嘉谷传承古文献的使命感。

　　总之，《移山簃随笔》“大至学术源流、思想之衍变，小至一语一字、一事一物，以敏锐之眼光，作科学之探讨”（陈少铭《移山簃随笔提要》），足资考证。秦光玉序称其“引证该博，考订精审，贯穿群籍，发摅己见”，是清人王崧《说纬》之后，“滇中罕见之作”。他们的评价都很中肯。今日读来，犹觉此书文笔郑重谨严，不失情感，不愧是袁嘉谷平生精心之作；又复兼具考据、义理、辞章三长，洵为滇人笔记中所难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