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作为独立于自然科学的一门经验科学,研究立场、问题意识、论证过程与研究目的等要素逐渐构成一套国际公认的知识生产流程,至今正好经历了两个世纪。其中,第一个世纪是社会科学在西欧兴起、世界扩展与国家化的过程。在19世纪早期,社会科学兴起的初衷是凭借人的理性精神,用经验可观察的实证手段来化解后革命时代的现代性问题,包括资本主义危机、欧洲社会危机与信仰危机等。在20世纪初,西方诸早发国家已充分发挥各自的自主性,建构现代民族国家体制,并迈上各具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也发展出与其精神信仰、文化结构、历史进程、社会政治形态相一致的社会科学形态。而此刻的中国知识界顾不上反思西方诸国社会科学形态的内在差异性与自身的可适应性,在“西学东渐”的大潮中引入分科教育范式与学术研究体制。因此,清末民初兴起的社会科学是自发引入西方诸国概念、命题与理论,以作为开民智的手段与救亡图存的良方,中国社会科学的学科建制与研究分工体制也得以初步确立。

　　第二个世纪是从20世纪20年代至今的社会科学中国化进程,已发展成为持续百年的学术运动,从自发的对外依赖转向不断探索自主自为的中国化道路。历代社会科学家应时代的战略性与情境性需求而不断进行学科调整,在推动现代中国革命与改革、国家富强民族振兴、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进程中积极探索。然而,多大程度的中国化?如何中国化?各种探索一直摇摆于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之间,因时势而对中国性、社会性与科学性有不同侧重与化解之道,引发古与今、中与西、科学与人文、学术与政治、理论与经验、普遍与特殊、中国与世界等诸多问题交织在一起的百年思考与争鸣,使社会科学的中国化道路并非坦途。由此,社会科学中国化形成三层含义:一是在中国表达,即用汉语表达西方构想的世界;二是以中国为对象,即西方理论与中国问题相结合的世界;三是以中国为主体,即以中国文化为主体观照世界。新时代以来,中国知识界已经充分意识到,中国社会科学不能仅仅把中国社会视为研究对象、材料来源或概念建构的场域,在科学主义主导下自由参与国际学术界的竞争性写作;而应以中国自主性作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主线,进一步发挥马克思主义的主导作用与文化主体性的自觉意识,既作为价值规范性与情境限制性的双重条件贯穿中国社会科学知识生产全过程,又表现为对内发掘与阐释中国文化主体性,对外对国际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表达中国立场与声音。

　　进入20世纪后,随着国际学术重镇从欧洲转移到美国,西方乃至世界百年来的社会科学知识生产多以美国化的社会科学为主导模式,外部抛弃哲学与史学两大母体学科,内部不断分化与碎片化。以中国自主性为主线的中国社会科学,必须反思并超越西方社会科学传统的主流学术体制,同时立足于中国哲学与历史研究,整合社会科学内部诸学科与诸研究领域在概念、话语与理论的壁垒,指向整体理解中国与解释世界的共同目标。因此,以中国自主性为主线的中国社会科学,应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世界观与方法论指导原则,以中国哲学与历史研究为母体学科,把中国自主性贯穿知识生产的全过程,与中国国情及具体实际经验相结合,用科学方法研究中国社会历史经验中发生的真现象与真问题,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对内发掘并对外展示中国文化主体性。

　　《中国社会科学》2025年第12期,郭台辉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