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毛志强 云南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

　　云南地处我国西南边陲，26个民族安居于此，兼具“生物多样性宝库”与“民族文化交融枢纽”的双重属性，孕育出中医药与傣、彝、藏、纳西等民族医药共生共荣的独特文化生态。千百年来，不同医药体系在地理通道联结、民族迁徙融合、民生健康需求的多重驱动下，完成了从零散经验互通到理论体系整合，最终走向产学研协同共建的演进历程。系统梳理这一发展脉络，挖掘其内在运行规律，不仅能深化对云南传统医药文化特质的认知，更能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参考。

　　一、经验互通：云南传统医药文化交融的发轫阶段

　　经验互通是云南传统医药文化交融的初始形态，以民间自发、零散无序、实用导向为核心特征，交融动力源于各民族应对自然环境与疾病威胁的现实需求，相关实践均有地方史志与医药典籍可考。

　　（一）地理基底支撑下的药材资源共享

　　云南“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立体气候，孕育了种类繁多的药用动植物资源，成为不同医药体系共享的物质基础。据《滇南本草》记载，生长于高黎贡山海拔1800米以上区域的滇重楼，在中医理论中被界定为“微寒，归肝经，清热解毒，消肿止痛”，临床多炮制后内服，用于治疗热毒疮疡、惊风抽搐；而在彝医药实践中，滇重楼被称为“独脚莲”，是治疗跌打损伤、毒蛇咬伤的核心药材，彝族医师取鲜品捣烂外敷，直接作用于患处，二者用药途径与剂型形成鲜明互补。

　　西双版纳的道地药材砂仁，在傣医药经典《档哈雅》中被记载为调理脾胃气滞的常用药，傣医常将其与本土香料配伍，用于改善湿热气候引发的脘腹胀满；而在中医方剂中，砂仁被归入“化湿药”范畴，《本草纲目》明确其“化湿开胃、温脾止泻、理气安胎”的功效，是香砂六君子汤的核心组方药材。

　　这种“一药多用”的现象，并非刻意的文化交融，而是各民族在长期生存实践中对同一药材功效的独立探索与自发共享，构成了云南传统医药文化交融的底层逻辑。

　　（二）民族迁徙推动下的诊疗技法传播

　　秦汉时期“五尺道”的贯通，开启了中原人口向滇地迁徙的序幕，随后的汉唐戍边、明清屯垦政策，进一步推动了各民族的杂居共处。迁徙过程中，医药技艺以民间口传心授为主要传播方式，呈现出“随人而动、因地制宜”的特点，相关史实可在《云南通志·戎政志》中找到佐证。

　　明代军屯制度实施后，大量汉族军医进入滇西地区，将中医针灸、推拿技法引入当地。白族、彝族医师结合滇西高寒潮湿的气候特点，对针灸技法进行改良，在针刺穴位后辅以草药热敷，形成“针药并用”的特色疗法，专门用于治疗风湿痹痛，该技法至今仍在大理、保山等地的民间医疗机构应用。与此同时，彝族的“火疗”、傣族的“药浴”等外治疗法，也随着民族交往传入汉族聚居区，《滇海虞衡志》记载，清代昆明地区的民间医师已广泛采用傣药浴疗法，用于调理产后体虚与关节疼痛。

　　此时的交融尚未上升到理论层面，仅停留在具体诊疗经验与技法的相互借鉴，却为后续的体系整合埋下了关键伏笔。

　　（三）商贸通道承载下的医药知识流动

　　茶马古道、南方丝绸之路等商贸通道，不仅是茶叶、丝绸的流通之路，更是医药知识跨区域传播的重要纽带。马帮商队在长途跋涉中，需应对高原反应、瘴气疫病、跌打损伤等多重健康威胁，倒逼不同民族的医药经验加速交融，相关记载散见于《大理马帮档案》与历代商旅笔记中。

　　藏商通过茶马古道进入滇西北后，带来了成熟的矿物药炮制技术，其中朱砂、雄黄的水飞炮制工艺，解决了滇地医师处理毒性矿物药的技术难题；而滇地的草药资源，如雪上一枝蒿、珠子参等，也被纳入藏医药体系，成为治疗高原病的重要药材。东南亚的槟榔、豆蔻等，经滇缅古道传入云南后，既丰富了傣医药的药材谱系，也被中医吸纳应用，《本草备要》明确记载，槟榔“苦辛温，归胃大肠经，杀虫消积，行气利水”，成为治疗食积气滞的常用药材。

　　这种基于商贸需求的经验互通，打破了地域与民族之间的距离和差异，让云南传统医药的交融范围不断扩大。

　　二、理论整合：云南传统医药文化交融的发展阶段

　　随着交流的不断深入，云南传统医药的交融逐渐从民间自发走向理论自觉，核心标志是中医理论与民族医药实践的系统整合，形成兼具理论深度与地域特色的医药知识体系，这一过程以多部医药典籍的编纂为重要里程碑。

　　（一）典籍编纂：理论整合的核心载体

　　明代兰茂编撰的《滇南本草》，是云南传统医药理论整合的标志性成果。该书突破了此前医药知识零散化、经验化的局限，首次将云南各民族的民间草药经验，纳入中医“性味归经”“辨证施治”的理论框架。全书共记载药物458种，其中滇黄精、灯盏花、重楼等200余种为云南本土药材，每种药材均详细标注性味、功效、主治病症，并结合中医理论阐述配伍规律。兰茂在记载灯盏花时明确指出：“灯盏花，性温，味辛、微苦，归肺、心经，散寒解表，活血通络，治感冒头痛、风湿痹痛”，这一表述既是对彝族民间用药经验的系统总结，也是对中医理论的本土化应用。

　　清代《云南通志·物产志》《滇海虞衡志》等典籍，进一步延续了《滇南本草》的理论整合思路，将傣医药“四塔”理论、彝医药“清浊二气”理论与中医阴阳五行理论进行对比阐释，明确不同医药体系在“调和人体平衡”核心目标上的一致性。

　　民国时期编纂的《滇药成方集》，收录汉彝、汉傣融合方剂200余首，其中“彝药乌头汤”结合中医“温经散寒”理论改良炮制工艺，通过久煎降低乌头碱毒性，同时提升疗效，成为理论整合的典型案例。

　　（二）诊疗体系：理论与实践的双向赋能

　　理论整合的过程，并非中医理论对民族医药的单向“同化”，而是二者的双向赋能。中医的“阴阳五行”“整体观念”，为民族医药的实践提供了系统化的理论支撑；而民族医药的独特技法，又丰富了中医的诊疗体系。以彝医药为例，其“清浊二气”理论与中医“阴阳平衡”理念一脉相承，彝医在诊疗时，既沿用中医望闻问切的诊断手段，又融入本民族“查病症、观气色、听声音”的独特方法，形成“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的诊疗模式，在治疗彝族聚居区高发的风湿性关节炎时，有效率显著提升。傣医药的“四塔五蕴”理论，与中医脏腑学说异曲同工，傣医的“药浴疗法”通过调节“风、火、水、土”四塔平衡实现治病养生目的，该技法被中医吸纳后，成为治疗皮肤疾病、风湿骨病的重要外治手段，纳入《中医外治疗法规范》。藏医药的“酥油针灸”技法传入云南后，中医结合经络理论优化穴位选择，拓展应用于神经系统疾病的治疗，相关研究成果发表于《云南中医中药杂志》。这种理论与实践的双向赋能，推动云南传统医药形成了“多元一体”的诊疗体系。

　　（三）文化认同：理论整合的深层动力

　　理论整合的背后，是各民族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认同。无论是中医的“天人合一”，还是民族医药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核心价值追求高度一致，这让不同医药体系在整合过程中形成价值共识，实现了和谐共生。

　　纳西族的东巴医药，融入了藏传佛教“身心同治”理念，同时吸纳中医“药食同源”思想，形成“诵经祈福+草药治疗+膳食调理”的独特模式，东巴经《崇搬图》中记载的膳食调理方案，与中医“五谷为养、五果为助”的理念高度契合。白族的“本主信仰”与医药实践深度结合，将祭祀活动与草药采集、炮制相结合，每年农历三月三的“药神节”，白族医师会集中交流草药配伍经验，其中“治未病”的理念与中医预防医学思想不谋而合。

　　彝族火把节期间，民间医师会进行交流活动，“调和气血”“扶正祛邪”等核心理论，与中医诊疗原则一脉相承。这种基于文化认同的理论整合，让云南传统医药的交融更具深度与稳定性。

　　三、系统协建：云南传统医药文化交融的成熟阶段

　　进入现代社会，云南传统医药的交融不再局限于传统知识内部，而是走向传统与现代结合、产学研协同的系统协建阶段，核心是构建“传承—创新—转化”的完整链条。

　　（一）标准化建设：系统协建的基础工程

　　标准化是传统医药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也是系统协建的核心抓手。针对云南民族医药“标准缺失、质量不均”的问题，云南省药监局、中医药管理局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制定了一系列地方标准与行业规范，为传统医药的产业化发展奠定基础。

　　云南省卫健委发布的《滇重楼种植技术规范》，明确了滇重楼的种植环境、育苗技术、田间管理等关键指标；云南省中医药管理局发布的《彝药炮制规范（2020年版）》收录彝药饮片150种，规范了炮制工艺与质量标准；针对傣医药“鲜药外用”的特点，云南省药监局牵头制定《傣医鲜药采集与保存规范》，通过明确鲜药采收成熟度、低温储运参数，解决了鲜药药效不稳定的技术难题；结合彝医药“酒泡药材”的传统，出台《彝药药酒炮制安全标准》，明确了酒精度、炮制时间等关键参数。同时，将中医中药炮制规范与民族医药传统工艺相结合，构建起兼具科学性与民族特色的标准化体系，为云南传统医药的规模化种植、规范化炮制与临床推广应用提供了技术保障。

　　（二）产学研协同：系统协建的核心路径

　　产学研协同是推动云南传统医药系统协建的关键力量。高校与科研院所发挥理论研究优势，开展民族医药的药理研究、方剂创新；药企发挥产业优势，推动研究成果的转化应用；政府部门发挥政策优势，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形成多方联动的创新格局。

　　云南省药物研究所联合昆药集团，对彝医药经典药材灯盏花进行深度研发，通过现代药理实验明确其扩张血管、改善微循环的作用机制，研发出灯盏花素注射液等系列产品，该药材的标准化研究成果被纳入《中国药典》，成为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常用中成药。西双版纳州民族医药研究所（西双版纳州傣医医院）在林艳芳等专家带领下，完成傣医药经典方剂雅解片（原称百解片）的民间传统方剂筛选、临床疗效验证与早期工艺研究，为其后续标准化与产业化奠定核心基础 ；2002年，由云南通用善美制药有限责任公司申报“地标升国标”，获国家药品标准WS-10082（ZD-0082）-2002及国药准字Z20025088，正式成为国家标准中成药，实现了从“民间方剂”到“国家标准药品”的跨越。

　　藏医药经典方剂仁青芒觉，经西藏奇正藏药等藏药企业完成剂型改良，开发出更适合现代人群服用的胶囊制剂，推动了藏药传统方剂的现代化转化与临床应用普及，让云南传统医药的交融成果真正转化为惠及民生的产品。

　　四、云南传统医药文化交融的演进规律

　　云南传统医药从经验互通到理论整合再到系统协建的演进过程，并非线性递进，而是呈现出螺旋式上升、多层次共生的发展态势，其背后蕴含四大核心规律。

　　（一）需求驱动规律

　　交融的动力始终源于各民族应对疾病威胁、守护健康的现实需求。从古代应对瘴气、跌打损伤的经验共享，到现代对慢性病、疑难杂症治疗方案的创新，需求始终是推动医药文化交融的核心引擎。这种需求驱动的特性，决定了云南传统医药的交融始终立足实践、服务民生，避免了脱离实际的“理论空谈”。

　　（二）价值共识规律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价值、“调和平衡”的诊疗理念，是不同医药体系实现和谐交融的深层基础。无论是中医的“天人合一”、傣医药的“四塔平衡”，还是彝医药的“清浊调和”，核心价值追求的一致性，让不同医药体系能够跨越民族、地域界限，实现深度互鉴。这种价值共识，是云南传统医药交融能够持续推进的精神纽带。

　　（三）守正创新规律 

　　在演进过程中，云南传统医药始终坚守“辨证施治”“药食同源”等核心传统，同时不断吸纳新的技术、理念与方法，实现与时俱进的发展。从古代中医理论对民族医药经验的整合，到现代科技对传统方剂的剂型改良，守正与创新的辩证统一，让云南传统医药的交融成果既保留文化本色，又具备时代活力。

　　（四）多元共生规律

　　交融并非“同质化”，而是在尊重各民族医药特色的基础上实现“和而不同”。傣医药的鲜药外用、彝医药的火疗技法、藏医药的矿物药应用，在交融过程中均得以保留并发展，最终形成了多元并存、优势互补的医药文化生态。

　　总之，云南传统医药文化交融的历史，是一部各民族智慧共生的历史，也是一部守正创新的发展史。从经验互通到系统协建，这条演进之路，不仅见证了云南传统医药的发展壮大，更彰显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特质。在新时代背景下，深入挖掘云南传统医药的交融规律，必将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注入强劲动力，为人类健康事业发展贡献云南智慧。

　　【本文系2024年度云南省社科联—云南中医药大学联合专项“云南传统医药文化交融研究”阶段性成果（LHZX202409）】

　　（责任编辑 苏宇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