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代夫群岛 云南日报记者 李承韩 摄

　　作者 陈保邦 云南金融作家协会主席

　　海贝，是人们较早使用的货币之一。在四川三星堆遗址、云南晋宁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考古遗址出土的文物中，有大量来自印度洋马尔代夫群岛的海贝。人们不禁产生疑问：古滇国、古蜀国位置远离大海，海贝是如何来到，又为何而来？这些小小海贝又在历史长河中碰撞出多少惊奇的影像？

　　海贝成为一种货币

　　最初，海贝被人们当作饰品，而聪明的印度商人却发现了它在商品交换中潜在的经济价值。一位卖鱼的印度商人来到集市，他想用鱼交换米，在得知卖米的人不需要鱼，而是需要布时，商人的交易变得异常困难。此时，一位卖布的人现身了，他想用布交换一些海贝作为女儿的嫁妆。聪明的卖鱼人立即想出了一个绝妙办法：卖鱼的商人将随身携带的海贝给了卖米的人，得到所需的米；卖米的人又将海贝转让给卖布的人，得到布；而卖布的人，最终得到了女儿想要的嫁妆——海贝。

　　印度商人惊奇地发现，在一次次复杂的、需求不对等的商品交换中，遇到物物交换困难时，只要漂亮的海贝出现，便能搭起一座桥梁，让复杂多变的商品交换瞬间变得简单通畅起来。慢慢地，海贝以它天然美丽的特性创造出了世界经济学上最伟大的奇迹：货币。

　　印度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自古以来，人类文明的种子便在两河流域生根发芽，曾创造出令人惊叹的农业、文化、宗教和科学等成就。尤其在孔雀王朝时代，国力强劲，拥有庞大的骑兵，对外扩张的战略使印度成为当时世界上面积较大的国家。其贝币文化在强大的政治经济宗教文明助推下，一路向西，到达非洲；向东则跨过恒河、印度河，从一条被称作“蜀身毒道”的古驿道途经缅甸，慢慢流进东方中国。终于，贝币成为远古时代人们的财富追求。

　　贝币流进西南边疆

　　古蜀国远比古滇国的历史悠久。相传，古蜀国是距今5000多年岷江上游的少数民族建立的部落政权。而古滇国是战国时期楚国大将庄蹻带兵入滇，欲通过武力将云南拓展为楚国疆域。想不到，历史与其开了个玩笑，楚国被秦国所灭，回家的归路被切断，庄蹻被迫在滇池沿岸安营扎寨，建立了古滇王国。

　　中国古代有一条从四川成都，经云南的大理、保山、德宏进入缅甸，再通往印度的重要交通线，名叫“蜀身毒道”，也被称为西南陆地的“丝绸之路”。西南边疆虽属蛮荒之地，远离中原王朝，远离大海，但蜀身毒道贯穿而过，让这里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受古印度的影响，海贝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作为古蜀国和古滇国的货币财富。若考虑海贝流入西南边疆且成为货币尚有一段漫长的过程，因此，贝币极有可能在夏商周之前便通过对外贸易从印度经蜀身毒道流入了西南边疆……距今至少有3000多年的历史。这一结论，可以从蜀身毒道遗迹和四川、云南考古发掘出的大量海贝来推测验证。

　　云南晋宁石寨山，犹如一头浮出滇池水面的鲸鱼。谁也不曾想到，这座山丘竟会是古滇王城的遗址。1956年11月，考古工作者先后在此发掘出黄金铸造的“滇王之印”、青铜贮贝器、黄金、玉器和贝币等文物，表明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记载的古滇国曾经真实存在。云南江川李家山，曾是春秋战国、秦汉时期古滇国王族终老的风水宝地。这里背靠苍茫群山，脚踩星云湖，放眼湖光山色。1972年，考古工作者在江川李家山再次考古，发掘出大量贝币，加上晋宁石寨山的发掘，出土贝币10余万枚。专家鉴定，这些贝币为印度洋中的黄宝螺和金环宝螺。

　　这些漂洋过海而来的贝币，对于深处内陆的古滇国来说，美丽稀奇，如黄金、玉石般宝贵。为了存放这些贵重的货币，古滇国的工匠用当地的矿石冶炼青铜，铸造了贮藏货币的器皿。云南考古学家将其命名为“贮贝器”。彼时，古滇国尚无文字，甲骨文也未传入，聪明的古滇人在青铜贮贝器的顶部雕铸各种立体的人物、动物、战争、祭祀场面，以记录和展示古滇国的社会生活场景。令人兴奋的是，在其中出土的一块“刻纹铜片”上，清晰地记录下西汉时期的贝币价值：约10个贝币可以交换一只虎。可见贝币的价值是何等坚挺，也表明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蜀身毒道已经从四川通达云南连接至南亚的缅甸、印度。

　　1986年，四川三星堆遗址中出土4700余枚商代海贝，出土时它们大部分被装在青铜容器中，与云南出土的海贝各方面高度契合，同样来自印度洋。这些贝币年代远比云南要早得多，极有可能是经蜀身毒道而来的。若这一推理成立，那么贝币流进西南边疆的历史便可以往前推进，达到3000多年历史。

　　史料记载，历史上贝币在云南民族地区盛行，普遍作为货币使用，用于财富储藏。一贝称为一“庄”，四庄为一“手”，四手为一“苗”，五苗为一“索”，一索共有80个海贝。

　　贝币在云南的流通

　　明朝嘉靖以后，随着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土地房产等大额交易产生，客观上需要大额新货币出现，贝币由于天生价值低廉，不能适应商品交换发展扩张的需要，信用衰减，发生贬值，因此逐步走向衰落。

　　十六世纪，世界航海技术得到发展，英国、葡萄牙、荷兰等西方殖民国家的海上贸易在这一时期进入东南亚，其带来的西方银币很快被当地人接受，打破了使用贝币交换的传统贸易。古老的海贝贸易逐渐被人们抛弃，曾经流向云南的海贝数量逐渐减少以至断绝，从而加速了贝币退出云南的流通领域。

　　明末清初，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占四川，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谋划将云贵川纳入大西朝的版图，作为抗清根据地。公元1647年，张献忠的部下孙可望率大西农民军攻入云南、贵州后，便推出“废贝行钱”的币制改革，在云南利用东川府的铜矿来铸造“大顺通宝”铜钱，规定官府凡完粮纳税、发放薪饷以及民间一切贸易一律通用。

　　铜钱取代贝币，结束了海贝在云南使用长达2000多年的历史，与中原地区使用贝币1000多年相比，显得悠久、复杂，不可思议。这一特殊现象，在中国货币史乃至世界货币史上都极为罕见。

　　云南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以及精湛的青铜器制造技术，西汉时期，昭通所产的朱提银已经名噪全国，明清时期滇铜产量甲于全国。云南为何不早早使用金属货币取代贝币呢？海贝为何会在西南边疆流转如此漫长的时光？

　　从交通上看，古代的云南交通闭塞，但云南有邻近南亚、东南亚的区位优势，有蜀身毒道通达印度，使得贝币不断流入，获取海贝相对容易。贝币文化一旦形成，西南边疆便会一代代传承，长期流通。从经济发展看，云南长期处于自给自足的农耕时代，直到明代，封建社会特有的地主经济才开始发展，土地、房屋等大额交易逐渐出现，长期小额买卖的落后自然经济使古老的贝币有生存的土壤和时空。从习俗上看，贝币可以满足自给自足经济状态下各民族小额交易的需要，以贝为币的习惯根深蒂固，对大额货币和货币创新普遍需求不大。

　　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到世界范围来看，贝币消亡还与工业革命、航海贸易、世界金融进入金银时代有关。贝币兴于农业生产力发展初期，亡于工业快速发展的黄金时代。同时，荷兰、英国等殖民者入侵南亚、东南亚带来了西方主流的黄金、白银等金属货币文化。明朝晚期，朝廷出台了“一条鞭法”，规定税赋必须使用白银征收，这是贝币消亡的前兆。而农民起义军发布的命令只不过是引发贝币崩溃的一根导火索罢了。

　　西南边疆自古被称为“荒蛮之地”，然而人们未曾想到，在遥远的年代，这里曾经农牧业发达，人民能歌善舞、智慧善工。在蜀身毒道上，商贾手持贝币，繁忙交易象牙、金银、玉器、铜料、盐巴、粮食……他们的贸易活动开始之早、交易之频繁、地域之遥远，大大超出我们的想象。海贝在神秘的古蜀国、古滇国留下了“以贝为币”的悠悠时光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