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水波纹砖资料图

　　汉朱雀纹滴水资料图

　　作者 周向东 保山日报社

　　“永平十二年正月，益州徼外夷哀牢王相率内属，于是置永昌郡，罢益州西部都尉”(《后汉书·明帝纪》)。今天云南省保山市府所在地隆阳，古称永昌，有“永世良久、昌盛繁荣”之义，是历代边陲重镇。作为云南省建筑规模较大的古代城池之一，永昌府城兼容了古代中国城池的绝大多数元素，是西南丝绸之路上一座名副其实的商旅重镇，被誉为“西南一大都会”。今天，让我们拂去历史尘埃，一探千年永昌郡的岁月风华 ——

　　“永昌故郡”：寻踪千年古城的文脉根源

　　“你看，这就是距今近2000年的汉庄古城，也就是当时的永昌郡治所在地，是迄今所知古道上年代最早的商贸中心和人员物资集散地……”在距离保山城南4公里处的隆阳区兰城街道汉营社区的一处开阔田坝，69岁的保山市文管所原所长、保山资深考古专家李枝彩兴奋地为笔者介绍着这片体量巨大的汉代建筑遗址。

　　举目四望，田野上一片绿意盎然，庄稼地里玉米和烤烟蓬勃生长，盛放的荷花池旁是高低起伏白墙青瓦的村庄。远处的高速公路上，飞驰而来的车辆与古城遗址擦身而过，古今交织，时光交叠。

　　永昌汉晋时期古城遗址于1981年文物普查时被发现，云南省人民政府于1987年12月将其公布为“云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升格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古郡的城址就以今天见到的四周高大城埂为标志。城址呈长方形，东西宽320米，南北长375米，面积14万平方米，四围城墙用红、白粘土掺沙石夯筑而成。除西北角因昔时修路被挖断外，其余部分保存较好……”作为当年文物普查时参加现场调查的考古人员之一，李枝彩对当年的考古现场记忆犹新。

　　在古城遗址东、西两墙中段尚存砖石堵塞的城门痕迹。城墙底宽14.5米，上宽8.9米，残高2至4米，各墙断面均见明显的夯土层次，红黑多色相间，层厚多在8至12厘米之间，最高的地方现存40余层，可见夯筑工程相当浩大。自上世纪80年代起，汉庄古城（诸葛营古城遗址）的考古发现不断给世人以惊喜，这里先后发现了大面积的石砌道路、房屋基址、砖砌的灶洞、水池、排水沟等遗迹，还出土了部分铜钱和形体宽大厚重、呈现汉晋风格的砖块瓦片等大量遗物。其中以少量印有吉语或纪年的铭文砖如“长乐寿未央”“元康四年造作”等实物最为珍贵。这些实物，均具有典型的汉晋文化风格，由此推测该古城的形成时间为我国中原文化大发展的汉晋时期。

　　据《续汉书·郡国志·永昌郡》记载，东汉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哀牢归汉后，显宗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今永平）二县，割益州郡西部属国的不韦、巂唐、叶榆、邪龙、云南（今祥云弥渡）、比苏六县，合为永昌郡，地域涉及今保山、思茅、临沧、德宏、西双版纳、怒江、大理等及伊洛瓦底江中上游地区，总面积98820平方公里，“辖八城，户二十三万一千八百九十七，口八十九万七千三百四十四……”

　　永昌汉晋时期古城址的发现，开启了保山考古的新纪元，为进一步揭开古代保山乃至整个滇西地区的发展演进及与中原的经济文化联系，提供了重要证据。一个以永昌郡为主体，俯瞰“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范围包括今云南西部楚雄以西、丽江以南的大部分州市和缅甸北部一带，在全国105郡中位居第二的永昌郡版图终于清晰可见。

　　汉“长乐寿”铭文砖资料图

　　“哀牢归汉”：中华民族发展进程中的大事件

　　“探源中国的意义，不只是为获得惊世文物，而是要理清这些遗址和文物背后整个中华民族文明的发展脉络。这是对中华文化最大程度的解读、还原和传承。因此，探源中国最大的意义，是重塑中华民族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回望永昌郡城遗址，李枝彩感慨地说。

　　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古哀牢国及永昌郡一直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东汉永平十二年（69年），哀牢王柳貌率全境77个部落55万余人全部归附东汉中央政府，史称“汉德广，服不宾；绥哀牢，开永昌”。此后，东汉中央政府设立永昌郡，纳入中央区划治理，郡名“永昌”寄托着中央“边疆稳固、繁荣昌盛、永世流芳”的美好愿望。“哀牢归汉”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在当时为举国上下所重视。著名史学家兼诗人班固在其《东都赋》中动情地唱道：“绥哀牢，开永昌。春王三朝，会同汉京……内抚诸夏，外绥百蛮……万乐备，百礼暨，皇欢浃，群臣醉。”可谓盛况空前。

　　永昌郡的建立，为加强我国中央王朝对西南边地的控制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从此，暗含“见龙之耀，日月相属”（《广志》）之愿且值得今天的保山人自豪的“永昌”二字便在历史的星空中熠熠闪亮了近2000年。

　　哀牢举国归汉之后的首任永昌郡太守郑纯在这里值得一说。在《华阳国志》《后汉书》《资治通鉴》《永昌府志》乃至方国瑜主编的《保山县志》中记载的14位东汉永昌太守中，郑纯被誉为千古颂扬的“云南清官第一人”，“哀牢归汉”能够顺利过渡，郑纯功不可没。

　　郑纯，广汉郡郪县（今四川中江）人。公元67年，汉明帝将益州西部洱海周围三个县和澜沧江两岸原属哀牢国的比苏、不韦、嵩唐三个县合设为益州西部属国，派郑纯为都尉。益州西部物产丰富，又多奇珍异宝，先前来做官的人大都贪婪以致“富及累世”，时生边患。郑纯上任后清廉勤政，对各民族“毫毛不犯”，反复宣示官吏廉政规范；同时又与哀牢各部族约定，哀牢人的税费只需“邑豪”们每年各交两件布衣和一斛盐、禁止一切杂派；他还积极传播内地汉文化先进技术，促进经济文化交流，使哀牢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和交通、商贸得到迅速发展。清朝乾隆进士、云贵总督阮元巡边至永昌时，曾赋诗赞颂:“勒石先存大柳貌，政事从头学郑纯”。

　　“哀牢归汉”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它不但巩固了国家的统一，促进了滇西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而且进一步密切了内地和边疆的联系，加速了民族融合，为滇西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迈出了重要一步。

　　俯瞰保山城。 通讯员 孙亮 摄

　　“永昌古道”：架起汉文化在边地交流融合的通道

　　那么当时东汉王朝因何要在西南边地设置永昌郡呢？“这与保山地处南亚板块与亚洲大陆接合部的特殊地理位置及途经这一带的著名‘南方丝绸之路’有关。”李枝彩说道。

　　作为中国最古老的国际通商大道——“蜀身毒道”的咽喉要冲和物资集散地，保山历来是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门户。据司马迁《史记》所载及近人考证，西汉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张骞出使西域回国面君，带来了一个极重要的“情报”：西南夷地区有一条民间商道可直达印度。这引起了汉武帝的高度重视，决心控制并利用这条重要的交通要道，以打通并强化汉王朝与外部世界的联系，遂有“取哀牢地”经略西南边地的构想并付诸实施。

　　古时经永昌通往国外的道路主要有三条：一条出永昌城仁寿门翻西山梁子、上百花岭越高黎贡山，经腾越出境，境外可达缅甸、印度、阿富汗，直抵印度洋和地中海沿岸各国；一条出永昌城南门经蒲缥、道街，过怒江越龙陵松山，由芒市、遮放、畹町出境，抵达缅甸、印度、阿富汗；一条出永昌城东门经昌宁、临沧凤庆、孟连、镇康出境。《新唐书·地理志》记载：“从永昌故郡西渡怒江，至诸葛亮城（龙陵）二百里，又南至乐城二百里，入骠国（缅甸）境……千里至大秦（罗马）、婆罗门国（印度）。”永昌郡作为几条国际交通线的枢纽中心，对外贸易频繁，商业高度发达，处于“国际交通枢纽”地位。因而，要打通古道，必先“绥哀牢”。汉王朝的“既定国策”经过大约一个半世纪的不懈努力，终于在“哀牢归汉”和永昌设郡之时得以彻底实现。

　　如今永昌郡城遗址所在地叫汉营社区，在民间又称为“诸葛营”，亦称凤凰村。从地名不同叫法来看，均与汉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密切相关。从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在今保山一带“置嵩唐、不韦二县”，并迁中原望族吕氏后裔“实之”，这其实已标志着中原文化与边地本土文化的相遇与融合。“汉德广，开不宾。度博南，越兰津。渡兰沧，为他人。”这首《行人歌》，从一定意义上体现出两种文化的碰撞。至三国时，民间记载诸葛武侯南征，军屯就驻扎在汉营，此后也才有了“诸葛营”的来历。汉文化“随军南下”，在较大范围普及了先进的农业知识和耕作技术，如“命人教打牛以代刀耕”，注重农田基本建设、兴修水利等，从而使边地人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均得以改观，并吸引了一些居住在莽林的“上方夷”渐离山林，徙居平地，成了“下方夷”（《滇考》）。

　　今天的汉营社区，留下了众多浸润着汉文化遗存的古建筑、古遗迹，极具考古研究和民俗文化研究价值。当下，当地党委、政府正在积极打造“以党建促人居环境提升，以文旅带动乡村振兴”示范点，将已建成的汉营走马城、汉庄温泉古镇、汉庄永昌珠宝城、诸葛堰水上公园等历史文化遗存进行整体串联、开发、运营，让当下的世人感知伫立在他们身后2000多年风云激荡汇聚而成的一个个神秘故事和千古传奇。这些散发着古代边地文明光辉的遗址遗迹，宛若尘封的明珠正在被重新发掘、发现，成为人们重新认识保山，进而重塑文化自信的历史根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