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裳在云南日报社借出的图书之一：1946年7月30日昆明出版的“新云南丛书”之二马子华《滇南散记》封面。

　　作者 耿嘉 云南日报社

　　近日，在春和堂闲读当代散文家、资深记者黄裳的多篇手稿。其中，有1984年10月6日，黄裳重录而成的《滇游日记——从昆明到大理》。这是1956年秋天，黄裳到四川、云南一带旅行，前后三个月写下的一册日记中的一部分，记录了1956年11月10日黄裳从重庆乘机飞往昆明，到昆明的第四天，又乘车前往大理，11月21日由大理返回昆明，共12天的主要行程。

　　这是黄裳第五次来到昆明。前四次，是在抗战末期。那时，黄裳在重庆就读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后征调入军做了“和美国兵打交道”的翻译官，与抗战中、美军人一道，来往于中国西南和缅甸、印度。在那段非常时期里，黄裳数次路过昆明，完成军事译员工作，遣散回国时，还在昆明住过一些日子，对昆明有很好的印象。1945年12月30日，黄裳于滇川途中写就了《昆明杂记》，这篇随笔开篇就从缘结昆明、夸赞昆明写起：

　　“两年来昆明四次，只第一次住了两个多月。第二三次只是匆匆过身。这次因为胜利来临，我也随带着光荣地失了业，拿到不算‘菲薄’的遣散费，过着‘寓公’的生涯，说起来应当是颇为‘写意’的了。昆明的确是好地方，如果将来发了财，颇想在这里盖一所房子，一年里来住他几个月。就像现在吧，过了双十节，在北方，已经是相当冷的天气了，这里却整天有好好的太阳，从古老的柏树枝柯里漏下来，照在人的脸上、身上，是那么的舒服……”

　　也正是如此，黄裳重到昆明时，在当天的日记中愉快地写道：“一下飞机，满地秋阳。天上是朵朵白云，绿树青山，又来到了可爱的昆明。”黄裳对于重返昆明有着故地重游的期盼和感慨，这部旧记新录的日记，也如黄裳所写的其他随笔散文一样，意味、趣味、韵味随处可见。比如，其中关于到云南日报社借书的记述，就颇有值得品味之处。

　　黄裳到昆明的第三天，在云南省文化局听负责人介绍云南文化界的情况时，得知大理白族自治州成立大会即将在下关、大理举行，便提出是否能搭车同去参加并采访。对于这位来自上海《文汇报》著名记者的要求，云南省文化局自然是求之不得，马上安排。黄裳自己也颇为此项计划外的活动而高兴，开始买书、借书、读书，为即将开始的大理之行作准备。他在日记中这样记述：

　　“回旅馆的路上又经过那家旧书铺，买了一本康熙时人的诗稿，作者名李含和，号金沙，与阚东白有交往，卷前有作者名印二方。诗集中有大量咏云南景物名迹风土故实的诗篇，倒是一种难得的地方文献。这是此行买到的第一种善本。

　　又买到两本《峡江图考》，光绪二十年上海袖海山房石印本。图极工细，从荆门虎牙滩起，直到重庆，上下正反详细画出了峡江两岸的风光名胜，并附有详说。京江国璋序。书极罕见，是江行必不可少的参考书。

　　下午到省委、省人委，又拜访了云南日报社，借到一叠云南志书。有铅印本《大理县志》，不全；又马子华《滇南散记》、赵银棠《玉龙旧话》等。

　　夜浴，枕上读今天所买所借诸书，早眠。”

　　日记中所说的旧书铺，是黄裳到昆明后住宿翠湖宾馆，次日清晨“出去闲走”，沿华山西路、青云街一直走下去时，见到的一家小店。他买了一本姚安张根培所撰写，关于陈圆圆的书籍《畹芬录》。这位张根培，曾在昆明莲花池畔给陈圆圆立过一块画像碑，上面有他写的“圆圆事略”。黄裳在写作《昆明杂记》时，曾在莲花池完整抄录了这篇“圆圆事略”。此次购得《畹芬录》，是对当年到莲花池探访陈圆圆遗迹的一种纪念，也是对当年误认为张根培是“古人”，《畹芬录》是“古书”的纠正。

　　至于拜访云南日报社，粗略看来，好像只是新闻界同行间的一次例行活动。但黄裳却没有在日记中记录去了云南日报社的哪个部门，见了什么人，只记下了借书之事，且慎重列出借到手的几种书名。这或许可以看出，黄裳可能是专程到云南日报社找寻一些文史资料的。从中也可感受到，对于云南日报社慨然相助，黄裳十分高兴和感激。他在随后的日记中写道：“在颠簸中把《滇南散记》读完了”，更有在大理参观历史文化遗址遗迹、观看滇剧《望夫云》、白族民族歌舞团演出等活动中，运用这些资料的记载和随感。这些点滴记述，或许也能让我们感受黄裳何以能在未足30岁之时，就成为胆识俱高的名记者的些许门径。

　　云南历史上，以“云南日报”命名的报纸，最早的一份是1909年10月15日创办、“大清邮政认准为新闻纸类”的《云南日报》，该报止于辛亥革命。当今大家熟知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云南解放后，中共云南省委成立的第9天，即1950年3月4日创刊的中共云南省委机关报《云南日报》。1956年秋天，黄裳重访昆明时所拜访的云南日报社，就是由毛泽东同志题写报头的中共云南省委机关报。

　　在团结建设新中国新云南的崭新进程中创刊的《云南日报》，多有创新开拓之举。其中，重视图书资料收集运用，也是一个重要方面。1950年11月，云南日报社向省委提出报告建设云南日报大楼，1951年2月在护国路动工，1951年底建成投入使用，这是云南历史上第一幢新闻大楼。这幢大楼为三层钢混结构，在设计时专门考虑到了书库和阅览室的位置和功能。建成后，一层为排字车间和印刷车间，二楼为编辑部办公室，三楼为办公室、大会议室和图书阅览室。1951年，云南日报社进行机构调整，在编辑部门设置的业务组中，就有专门负责资料收集的资料组。1956年的云南日报大事记中写道：“7月3日，资料组搜集地方志书《昆明风光》《南诏野史》《滇南杂记》，以及《云南少数民族概要》等一批珍贵书籍。”也就是在资料组收集到这批书籍后4个月，远到而来的黄裳“拜访了云南日报社，借到一叠云南志书”，并带着书前往大理采访，让这些刚刚收集进库的“珍贵资料”，又发挥了一次宝贵作用。黄裳临行前，将买到的《云龙州志》和一些云南地方文献送给了云南图书馆，这些举动，在今天看来是多么的难得，感觉有些不可思议，又觉得理当如此。

　　而今，云南日报新闻大楼已经跃升至20多层，资料收集运用也用起了数字化技术。无论如何，要在媒体融合的新时代实现持续发展，重视本地图书资料收集的传统，是否更应该继续发扬光大？而从业者是否也该像前贤一样，善于随时随处找寻、学习和运用好一切有利于采写、编发的各类资源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