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吴晗教授在演讲。

　　作者 王浩禹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

　　教育救国是西南联大的重要历史使命，研究西南联大教育救国的历史，是探寻西南联大取得惊世成就、服务国家需要，以及知识分子历史担当和教育启示的关键。长期以来，对于西南联大的研究，学界多把注意力集中在西南联大的教学、科研、办学、人物、制度、院系等方面，对于西南联大教育救国的关注仍显不足。本文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从思想渊源、教育长征、教育实践、历史启示等视角对西南联大教育救国进行历史考察。

　　思想渊源与时代需要：教育救国历史溯源

　　西南联大是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于1938年4月在昆明合组而成，他们有着天然的血肉联系，更继承了这些学校的优良传统。因此，西南联大教育救国思想来源于北大、清华、南开。

　　近代以来，随着中国积贫积弱、落后挨打局面的形成，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探索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道路，先后出现科学救国、商业救国、工业救国、教育救国等各种救国思潮。其中，教育救国成为19世纪以来知识分子的主要追求之一。康梁维新变法集团认为教育是富国图强的关键，于是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得以创办，目的是“激发忠爱、开通智慧、振兴实业”，实际上指的就是教育救国，也标志着教育救国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1912年以后，随着蔡元培、蒋梦麟主政北京大学，北大在不断发展的同时，教育救国的实践也在不断发展。蔡元培说：“吾人苟切实从教育着手，未尝不可使吾国转危为安。而在国外所经营之教育，又似不及在国内之切实。”清华大学是由美国退回的“庚子赔款”创办发展而来，特殊的历史使它为教育救国而创。在梅贻琦任校长后，清华大学得到快速发展，教育救国思想贯穿学校教育。南开大学是由张伯苓创办，他的早年经历使他走向了教育救国之路，南开大学也是教育救国思想的产物。随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联合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后因时局影响，在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三校教育救国的光荣传统也带到了西南联大，由其继承和发扬。

　　在抗战军兴的历史背景下，三校教育救国的传统既得到了有效传承，又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和特点，这是西南联大与时代需要、国家需要、民族需要的深切互动。如何挽救国家危亡，复兴中华民族，成为西南联大师生的重要思考。他们认为，通过教育挽救民族危亡，为民族复兴储备人才，所以不远千里来到云南，目的是培养杰出人才，这在西南联大校歌中得到很好的体现。

　　西南联大校门。

　　教育长征：教育救国的时代宣言和精神洗礼

　　1937年12月13日，随着南京沦陷，武汉、长沙告急，为了保存中国文化教育命脉，长沙临时大学决定西迁昆明，分三路入滇，其中有一路被誉为教育史上长征的“湘黔滇旅行团”，闻一多、曾昭抡、李继侗、袁复礼、黄钰生等300余名师生一路步行，经过湖南、贵州到达云南昆明，行程1300多公里，一路上接触了各族群众，看到了全民抗战的决心。

　　“湘黔滇旅行团”用实际行动宣传了教育救国，对西南联大学子进行了精神洗礼，是教育救国的时代宣言。他们意识到了救亡图存的时代责任，亲身感受到了中国底层社会的现状，明白了为国家为民族的历史责任。黄钰生在对“湘黔滇旅行团”结束时的总结谈话中说道：“同学们在我们祖国的部分山区行走了三千多里，亲眼看到山区的同胞过着封建愚昧，没有文化，极度贫困的原始生活。如何改变这种情况？每个同学都应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发愤有为来振兴我们的国家。”在这种精神的鼓舞和洗礼下，西南联大师生更加坚定了教育救国之志。

　　任继愈当时参加了“湘黔滇旅行团”，徒步走了两个多月，最终确定了走哲学救国之路。他后来回忆说：“这次旅行，才亲眼一睹了中国农村的贫穷和败落，使我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和态度，使我开始思考如何将自己的人生归宿与眼前的农村现实发生关系、思考怎样从意识形态的深层根本地找到其中的根源。这样，我决定用一生的时间，去探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传统哲学。应该说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自己的心情是相当庄重严肃的。不仅有了确切的方向和目标，而且有了使命感。”就这样，任继愈心怀哲学救国的人生信念，用一生去研究中国哲学，贡献良多。参加了这次步行的刘重德说，大家都“因为心中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学成报国”。

　　“湘黔滇旅行团”是西南联大教育救国的时代宣言，它向世界宣告了中国人民忠贞不屈、不折不挠的抗战意志和教育救国的决心。

　　张清常谱写的西南联大校歌主调。 云南省档案馆 供图

　　“中兴业，须人杰”：教育救国的目的与实践

　　西南联大校歌中的“中兴业，须人杰”，贴切地概括了西南联大教育救国的目的和实践。就是要培养民族独立复兴、建设国家的杰出人才，人人都应该努力成为杰出人才。

　　在这种精神的指引下，西南联大先后有8000人就读，毕业4000人，他们成为了各行各业的翘首，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各个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挽救民族危亡、促进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的中坚力量。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175位两院院士，9位党和国家领导人，造就了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乃至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

　　西南联大教育救国的实践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实行通识教育来培养人才。通过构建独特的课程体系、独特的教育思想、独特的管理制度，使学生在通识教育的培养下，成为国家需要的通才，以服务各行各业。二是推行战时教育。在课程体系建设上注重服务国家抗战和民族救亡。开设了军事卫生工程、军事运输、战史资料收集试习等课程。三是教师潜心治学，以学术救国，这也是教育救国的一种表现。如教授王信忠比较重视对日本问题的研究，以服务国家战争需要；钱穆著成《国史大纲》，鼓舞全民族抗战的意志和决心；姚从吾发起和组织了中日战事史料征集，为抗战提供历史资料；西南联大的教授们还提出了开发西部，巩固国家抗战力量的设想。对于学术救国，郑天挺深有体会：“在抗战期间，一个爱国知识分子，不能亲赴前线或参加战斗，只有积极从事科学研究，坚持严谨创业的精神，自学不倦，以期有所贡献于祖国。”郑天挺的所思所想代表了西南联大教授们的心声，他们默默耕耘，弦歌不辍，以笔为缨，用学术救国、教育救国。

　　历史省思：由教育救国到教育强国

　　2020年1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西南联大旧址，对西南联大教育救国的历史给予了高度评价，启示我们要把教育同国家之命运、民族之前途紧密联系起来。

　　八十多年前，西南联大把教育同国家命运、民族前途紧密联系起来，践行教育救国，为服务国家需要，在艰苦的环境下培养了大批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而奋斗的优秀人才，造就了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迹。

　　一百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知识分子教育救国的努力下，在无数杰出中国人的付出下，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

　　在新时代，我们要传承弘扬西南联大爱国主义精神，以教育强国为己任，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教育力量，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培养有历史感责任感、志存高远的时代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