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庄雅清 四川大学艺术学院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在推动发展中国传统文化进程中，有一些传统文化精华值得挖掘和探究。苏轼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性符号，其美学思想具有极高文化价值，是中国特色艺术学话语体系中不可回避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掘苏轼美学思想的时代价值，有助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赋能。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是北宋文坛领袖，创造了众多瑰丽绚烂的诗文与书画艺术作品，是中华优秀文化星空中的耀目星辰。他不仅在创作实践上有着卓越的成就，在美学思想领域也留下了丰厚的成果。苏轼的美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文艺理论和文艺创作上，贯穿了其艺术生命的始终。

　　苏轼美学思想博大精深又有侧重，集中反映在求真实、尚传神、重自然三方面。首先，苏轼强调情感的真实性，注重文艺创作基于真实的审美体验。在绘画创作上，他以“画有常理”进行论述，认为绘画创作应遵循客观规律；强调“物各有性”，故应“尽万物之天理”，以此论述艺术创作需依托于“真”的规律而进行。其次，苏轼重视作品的传神表达而不是单纯描摹。他基于客观事物真实形态（常形）提出“随物赋形”的基本绘画要求，并强调客观事物真实形态之上，还存在无恒常定态的运行规律（常理），故绘画基于形而不囿于形，“反常合道”方可成就艺术的至臻之境。最后，苏轼否定创作的刻意性，突出艺术表现的自然。他认为在创作时应“心忘手”“手忘笔”方可有如“神授”，以“无法之法”达“自然天成”。对于创作发乎自然的表述中，苏轼重点论述了“画适吾意”的创作准则，而对“吾意”的探寻，即是创作者“寻找自家本来面目”的过程。苏轼疾呼“兴会”与“意趣”，深刻揭示了作为创作主体的画家自然情感真实流露的重要意义。

　　苏轼的美学思想融会贯通，达到“充实之为美”之境界，其文艺创作实践在其美学思想统御下呈现出蔚然大观的壮阔景象。虽然在苏轼之前，也有众多关于真与伪、神与形、名与实的思想争鸣，特别是绘画创作时对所描绘之物的形神选择，即对物像与物意在拣选侧重方面的价值判断——“能兼而存之固然为上佳之选，然而如果只能存一，应以何者为先”。这无疑是摆在创作者面前的一道难题。基于前人不同的“解题思路”，苏轼包容兼蓄地吸纳了各说之长，独成一体。对于创作态度，他强调对物像本身的忠实：求真实即是非功利性创作态度的外在显现，强调艺术家“忘我”“求真”等端正的创作态度；对于创作理念，他着重于对超越物像之上的“道”的追求：尚传神即是超越客观事物表面呈现的内在探究，强调艺术家“神与物交”“游于物外”的创作理念；对于创作表达，他基于对淡泊心境的遵循：尚自然即是艺术发脱于主观情感的美学思想阐释，强调创作是艺术家“自然自适”的非刻意创作表达过程。

　　苏轼的美学观念是在继承前人观念基础上的价值重塑，形成了求真实、尚传神、重自然的创作态度、创作理念、创作表达过程三位一体、环环相扣的美学思想。这一思想再造过程揭示了苏轼极强的文化自由观念和文化创新意识，而这种自由观念和创新意识又来源于苏轼美学思想的自觉。苏轼美学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中关于“神”“理”“意”“趣”“淡泊”等美学核心词汇的辨析，对后期南宋、元、明、清和近代的绘画理论和创作实践均有重要引导意义。

　　苏轼的美学思想和实践作品集中反映了宋代文化艺术在美学理论方面的突出成就，为充实、发展后世艺术理论和绘画实践作出了卓越贡献。苏轼在艺术创作中追求真实、自然，不拘泥于传统的形式，注重个性的表达和情感的流露，强调个体的自我认知和文化的自我表达，这是作为创作主体的自觉。这种艺术精神和美学思想，本身就极具自信和张力，使得苏轼的文艺作品个性鲜明，超越时代历久弥新。可以说，苏轼美学思想展现了中国文化传统的独特魅力，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赋予了内涵和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