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正在铸锡锭。 云南日报记者 黄兴能 摄

　　滇越铁路人字桥。 云南日报记者 黄兴能 摄

　　作者 陈保邦 云南金融作家协会主席

　　金融史其实是一部人类命运史。它光鲜的外表代表着财富，但背后却隐藏着智慧和谋略，成为改变国家政治、经济、历史走向的巨大推力。金融力量和金融漩涡留下了许多风云激荡、高光时刻以及辛酸无奈的历史记忆。这些惊心动魄却被历史尘封的金融故事，应该用文字将它重新擦亮。

　　昆明成为抗战时期中国的金融中心

　　谈及抗战大后方的云南，人们便会联想起南渡北归的西南联大，忆起著名作家汪曾祺先生笔下昆明的雨、翠湖的茶馆、大学生跑警报的趣事……却鲜有人知道，率先南渡抵达昆明的，竟是携带着大量黄金、白银、外汇等中国财富的众多金融机构——银行。

　　提到战争，人们首先想到军事战略和武器弹药。然而，战争需要大量资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便是这一道理。有了钱，才能购买子弹枪炮、粮食军装、抚恤烈士。

　　抗日战争期间，昆明曾是全国的金融中心。当众多内地银行集结昆明，手中巨量的货币与云南众多工厂“相遇”，昆明注定成为有色金属、钢铁设备、武器弹药、光学仪器、布料服装的生产地，成为供给部队的后勤粮仓和武器弹药库。加之，滇越铁路、滇缅公路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云南的重要战略地位充分凸显。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抗战全面爆发。此时，中国的金融家和企业家已经准备将中国的金融中心和工业制造中心由北渡南、自东移西。淞沪会战之后，上海、武汉、广东、江浙的众多商业银行将分支机构提前布局昆明。多达40余家的内地银行隐秘地将大量黄金、白银、外汇、账本等装船南下，运至越南海防，再沿滇越铁路乘米轨火车北上昆明，纷纷落脚于昆明的南屏街、金碧路、护国路。

　　1939年，国民政府直属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交通银行也在昆明成立联合办事处，履行国民政府对金融的管理控制职责。此时，资金与实业畅通，大师、学生和难民在云南相会。一夜之间，昆明城市日新月异，人口如雨后春笋般激增，房价暴涨，经济繁荣，工厂机器轰鸣。各路资金如同潮水般涌进银行账户，昆明成为抗战时中国的金融中心，金融繁荣程度堪比昔日的上海，云南开启了工业革命的黄金时代，金融资本成为推动云南经济发展的动力。

　　众多银行通过参股控股、抵押贷款、承兑汇票、发行股票等金融业务，投资抗战急需的工厂实业，生产出一批批后勤物资。1937年8月，由富滇新银行投资控股的云南纺织厂投产，生产前线将士的军服，保障着大后方人民的生活冷暖；富滇新银行参股创建中国云南茶叶贸易股份有限公司，开创了滇红茶产业的光辉历程，成为抗日战争时期云南一大出口创汇商品。1943年7月，富滇新银行入股筹建的云南钢铁厂生产出第一炉铁水，结束了云南不能生产钢铁的历史，为海口兵工厂生产机枪、步枪提供了基本原料，这也是今天昆明钢铁控股有限公司的前身。

　　当时，在昆明的众多银行主要分为五大派系，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为主的“中央帮”；以富滇新银行、新文银行、矿业银行为主的“云南帮”；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为主的“上海帮”；以四川美丰银行为主的“四川帮”；以东方汇理银行为主的“法国帮”。就资金实力而言，“中央帮”“云南帮”“法国帮”最为殷实。

　　抗战胜利后，为了迅速夺回昔日被日军占领的内地金融市场，曾经蜂拥而入昆明的数十家银行又瞬间北归东迁，大量资金流出昆明，昆明的经济金融中心地位丧失，云南的经济金融急剧萎缩。一叶知秋。尽管这些银行在昆明仅数年时间，但在中国抗日战争的艰难时期，却举足轻重。

　　两笔贷款打开国际援华通道

　　悲壮惨烈的淞沪会战之后，中华民族走入至暗时刻，大片国土被日军蚕食，工业重镇几乎失守。国民政府被迫退居西南腹地重庆，军事被动、财政赤字，抗战进入“前方战事吃紧，后方财政紧吃”的艰难时刻，迫切需要国际金融援助。此时，国民政府派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赴美洽谈借款事宜，任命文化大师胡适出任中国驻美大使，希望用外交手段取得美国的金融支持。

　　历史怎能忘记，正是用云南生产的大锡、桐油作为抵押，才首先取得美国进出口银行两笔共计4500万美元的“滇锡贷款”“桐油贷款”，打开了国际援华通道。

　　1938年9月，陈光甫临危受命，飞往太平洋彼岸，开始了向美国借款抗战之旅。临行前，身在昆明的陈光甫认真分析了美国当时处于中立的时局态度，认为以国家信用借款的可能性极小，只有通过抵押贷款的方式运作，才有可能取得美国银行的借款。陈光甫对可以用作贷款的抵押品进行了详细筛选，最终选定了当时美国需要的军用物资大锡和桐油作为抵押品，力争拿到美国贷款。

　　抵达美国后，陈光甫便正式开始与美财政部部长摩根索谈判。陈光甫以其娴熟的金融专业知识向摩根索提出了一个美国政府可能接受的方案：中国在国内设立复兴商业公司负责收购桐油、大锡，在美国成立世界贸易公司作为贷款主体，负责办理借款手续并代售桐油、大锡，售得的款项用于归还美国银行贷款。这两家公司的董事长均由陈光甫一人兼任。

　　这一方案获得了美方的肯定。加之胡适的外交努力，美国财政部很快便同意：由美国进出口银行发放2500万美元额度的抵押贷款。随即，陈光甫代表中国世界贸易公司与美国进出口银行签下了“桐油借款合同”，年息4厘半，期限6年，至1944年还清。

　　“桐油贷款”是美国援助中国抗战的第一笔贷款。中国从美国购回了汽车、汽油、通讯设备等，极大鼓舞了中国的抗战士气。因中国缺乏司机，爱国华侨陈嘉庚主动招募3000名南洋机工来驾驶这些汽车，往返于滇缅公路运输线上。

　　陈光甫与富滇新银行行长缪云台关系甚密，当陈光甫从缪云台口中得知云南个旧生产优质大锡，又发现美国“需锡甚殷”，急用于制造军火，便与胡适一道，多次游说美国总统罗斯福。胡适的才华颇受罗斯福欣赏。胡适和罗斯福谈兴甚浓时，趁机恳请罗斯福总统给中国的抗战“再打一剂强心针，再作二次之借款”。终于，罗斯福爽快地批准中国用大锡作为还款抵押，与美国进出口银行再签订第二笔2000万美元的借款合同，史称“滇锡贷款”。

　　“桐油贷款”“滇锡贷款”打开了一条依靠国际金融助力抗战的通道。中国首先用美国银行的贷款买回军用物资，然后用个旧的大锡销售后慢慢归还贷款，助力击碎日军速战速决的阴谋。于是，日军对个旧和滇越铁路展开轮番狂轰滥炸，造成230人死亡，3万多斤大锡损失。滇军的高射炮大队日夜坚守在滇越铁路沿线，个旧的锡业工人们头顶敌人袭击，仍然日夜不停地冶炼大锡，据统计，按出口的美元价格折算，仅抗日战争时期，个旧就运输出了价值9万多两黄金的大锡。

　　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国、英国对中国抗战采取支持态度，分别又对中国增加了5亿美元和5000万英镑的贷款额度。这些贷款属无还款期限、无利息要求、无抵押要求的“三无”贷款，主要采取商业交易的方式，即中国以大锡、钨砂、桐油等战略物资作为还款支付即可。

　　于美国而言，向中国发放这些巨额贷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牵制日本军事力量，减少太平洋战场的压力，强化美元在中国货币体系中的主导作用，拉动美国军事工业发展；于中国而言，美元贷款购回了大量先进的武器弹药和物资，极大提升了中国军队的作战能力，抗日战争朝着有利中国的形势发展。

　　云南不仅是大锡生产地，更是大锡外运和武器物资输入的战略要道。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这些军用物资以及大锡等主要从滇越铁路运输。日军占领越南后，滇越铁路被日军切断，只有改由新建的滇缅公路和驼峰航线运输进出。大锡、桐油、红茶源源不断运往美国、英国，成为抗战时维护中国国际金融信誉，取得国际金融援华的关键所在，“桐油贷款”“滇锡贷款”的功勋，也将永远闪耀在抗日战争史和中国金融史上。

　　中日货币之战

　　我们知道，货币的背后彰显着一个国家政治、军事等实力。事实上，在抗日战争尚未全面爆发时，中日之间的金融较量便已开始。日本在准备发动“九一八事变”前，早已在其殖民地朝鲜设立了朝鲜银行，并赋予其货币发行权，用发行的货币作为发动侵华战争的军费来源。“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又在中国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成立伪满洲中央银行，发行纸币，用金融手段获得了战争必需的军费支撑。

　　当时，日本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发行的货币称为“联银券”，由日元作担保、分别由朝鲜银行和伪满洲中央银行发行。可以说，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最初基本没有动用过日本人的钱财。当时，中国军阀割据，货币混乱，难以形成战争合力，成为战争最大的漏洞。于是，南京国民政府于1935年11月进行法币改革，以法币取代银元，作为流通于市场的唯一货币形式，它具有无限法偿能力，故称为“法币”。采用外汇本位，将法币与英镑的汇率固定在1元法币兑换1先令2.5便士。通过汇率联系，法币成了英镑的附庸，这一改革实际上拒绝了法币日元化，极大地刺激了日本的经济神经。为稳定法币币值，中国向美国财政部出售2亿盎司白银换得1亿美元作为外汇储备，并确定1元法币兑换30美分，让法币又与美元牢牢地捆绑在一起。

　　法币改革开启了中国货币从白银到纸币的时代，是中国近代金融史上的一件大事。改革的目的是统一中国纷繁混乱的货币，摆脱“白银饥荒”，开辟一条可以通过发行货币筹集战争经费的金融之路。从金融角度看，法币改革使日本丧失了对中国的金融控制，但也使中国人民陷入了通货膨胀的灾难。

　　1942年，日本军队采取枪炮开路、货币跟进的方式，在占领云南腾冲和龙陵后，便迫不及待地用劫获的物资，以及强占的茂恒、水利、永生等商号未及撤退的商品折成货款作为股本，成立大东亚低利银行，发行日本军用货币卢比，在滇西民众中强行推广日本军用卢比，给滇西沦陷区的经济和人民造成极大的伤害。军用卢比面额有8种，其票面不仅保留有大藏大臣的印章，还特别设计了富有东南亚特色的图案。这些军用卢比估计发行额在一亿多。抗战胜利后，这些军用卢比的价值瞬间灰飞烟灭，化为乌有。

　　为了扰乱中国金融市场，日本大量印刷法币假钞投放到内地市场，变相抢夺粮食物资。为防止假钞流入，中国的内地银行不得不耗费大量人力物力防假、打假。但历史也开了一个玩笑，由于法币超发，导致恶性通货膨胀，使日本伪造的假法币刚刚运到中国正准备投放内地市场时，便贬值成为一张废纸，并未起到扰乱金融的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工业的发展力度不减，抗战物资供给不断，文化教育繁荣不停息，这与金融发挥了稳定重器的作用不无关系。可以说，金融是战争的另一种有力武器，是支撑抗战的又一支有生力量。如果没有金融的内援外助，没有金融对云南工业的“四两拨千斤”，就没有源源不断的抗战物资保障。

　　抗日战争，是一部国家之间的军事较量史，又何尝不是一部金融较量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