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保山市隆阳区的易罗池（九隆池） 毛三 摄

　　作者 蒋开磊 中共保山市委宣传部

　　沿澜沧江以西，在澜沧江与怒江之间上游较为狭窄、下游较为宽广的“扇形”群山环抱中，有一片低洼积水，布满雪峰与绿荫的广袤土地。这片土地被伟岸的山脉蜿蜒交错环抱成一个个大小各异、适宜人居的高山平坝，这其中，较为宽阔平缓的保山坝就是上古时期哀牢国的源头——“九隆传说”的诞生地，即哀牢古国诸民族联盟的栖居地和发祥地。

　　滇西人文，九隆肇始

　　据相关史料和流传故事所述，哀牢国是有史记载以来的第一个傣族政权，也是形成当今傣族的重要载体。公元前5世纪中期，怒江与澜沧江之间的闽人邦国以“勐掌（象国）”为中心组成联盟国家，后逐渐向东、西、南三个方向扩大，高峰时东起云岭山脉、西到伊洛瓦底江流域、北抵青藏高原南麓、南达掸邦高原中南部。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勐掌”记作“乘象国”。公元前1世纪，汉国征服云南高原中部的蛮族后，开始与“勐掌”有接触，由此将“勐掌”称作“哀牢国”。

　　“九隆神话”，最早成书于东汉杨终所撰《哀牢传》，主要通过文献记载和口头传承流传至今。其后遂有晋代陈寿《益部耆旧传》、常璩《华阳国志》，南北朝时期范晔《后汉书》等多处转抄，并逐步添加和增补了不韦设县、鹿茤之战、“徼外哀牢王率众慕化，地旷远，置永昌郡”等史料词条，内容更为丰富完整。

　　东汉初期，九隆后裔柳貌为哀牢王，柳貌借使臣朝贡东汉之机表达了其归属汉朝的意愿。汉明帝派三府掾吏写作《哀牢传》以资参考，却未能成书，后由朝吏杨终回到家乡蜀郡成都拜访哀牢王使臣，从使臣口中听得“九隆神话”，并最终记入《哀牢传》里。自此，九隆神话从口头文学进入了历史文献，成为云南最早被史书记载的族源图腾神话。九隆神话记述了母亲沙壹怀孕、诞生九隆、沉木化龙、龙舐九隆、九隆为王、九隆兄弟成婚、哀牢的民族习俗、九隆世系等具体的民族文化事象，概括地记载了哀牢民族原始社会时期的生产生活风貌，成为哀牢民族最珍贵的历史记忆。

　　从西汉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开始至东汉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180年间，汉朝的势力随着交通的通达渐进式越过澜沧江，并对澜沧江怒江流域之前原本相对封闭的政治生态和社会形态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对后世华夏西南疆域的界定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华夏上下五千年的文明进程中，西南夷较早进入史家视野出现在《尚书·牧誓》中，公元前1046年，武王伐纣，战于牧野，故作《牧誓》。其中就有“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等史称“牧誓八国”在列。至西汉时期，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博望候张骞出使西域而归，向汉武帝提出，只要一直从西南而下，即可打通一条从四川通往身毒（今印度）、身毒再通往大夏的通道。虽囿于当时西南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民族族群分布的阻挡，却激起了汉武帝积极开发西南的雄心壮志。此时汉王朝已明确探悉，沿着蜀身毒道向西南而下，再走两千里即有国曰“哀牢”；而再往西出一千里，则还有国谓之“滇越”（后世史书中亦称骠国或乘象国）。

　　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王朝举兵南进，先出兵剿灭当时称霸于贵州、广西、广东一带的夜郎国和南越国，后又继续“以兵临滇”，滇王请降。中央王朝始置益州郡于滇池地区，同时遣将军郭威、卫广继续征讨“西南夷之未服者”。这一时期，西汉政权势力逐步覆盖了滇池以西，甚至向西直抵澜沧江流域。同时，汉朝先后在西南地区设置了益州郡、益州西部都尉等军政体制，并在所征服区域内又分设若干郡县，在澜沧江以西地区楔入了巂唐、不韦二县，以用于对宫事罪囚的发配或充军。对于哀牢国而言，汉朝在澜沧江以西地区设置不韦县，无疑是汉朝打入哀牢国腹地而对边疆实施羁縻治理的一颗楔子。这极大地震慑到了哀牢国原本封闭自足的生存状态，从而也成为了“哀牢国由此转衰”的历史性标志事件。

　　哀牢寺 毛三 摄

　　《哀牢传》记述神谕

　　东汉孝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哀牢王柳貎主动遣子奉献，请求纳入东汉版图。自称横向三千里、纵向四千六百里，邑王七十七、人口五十五万的边徼大国主动请附，这在东汉当时也是大事件。当时的汉明帝，因长年多次与西羌作战而明显国力困乏，正欲推行“息兵养民”政策，特下令“存抚天下、辑安中国”，对主动请附华夏的哀牢国树碑立传。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郡上吏杨终所著的《哀牢传》真正地进入了史家视野。

　　哀牢人原本就生活在“山川险阻，溪流密布”的滇西高原之上，于自成体系的自然状态下生息繁衍。其语言体系、生活体系、生产力体系、族群认同和制度认同体系等均区别于当时的汉地。然而，正是这样一个边徼蛮夷之国，在其主动请附于汉王朝时，汉文化体系的记述模式才首次为其立传。也正是这种由汉语“他述”的传记方式才使得曾经封闭于西南的“哀牢古国”以“王权天授”方式记载于千年华夏的文明史册中。

　　《哀牢传》的讲述，分别从人物、形制、事件进展和时空转移方面为后世提供了这样一个种族神谕：

　　作为族群起源性图腾神话，九隆神话具有极为重要的人类学价值，它反映了沙壹时代和九隆时代的文化事象。沙壹象征着哀牢民族还处于母系氏族社会，捕鱼象征其生产方式主要为渔业，触沉木怀孕意味着当时母系氏族社会还处于群婚阶段，子女只知道母亲而不知父亲。“沉木化为龙”意味着哀牢王善于利用华夏族图腾去博取族民拥护，并以此神话获取汉朝的信赖和亲近。九隆被推举为王，象征着男性开始处于社会的主导地位，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化，其政治制度是王位推举制。九隆兄弟娶十女子为妻意味着当时的婚姻制度还处于部落之间比较固定的对偶婚群婚阶段。九隆神话揭示了哀牢民族的图腾崇拜、婚姻制度、民族来源、经济生产方式、政治制度、民族交流、九隆世系等原始文化因素，并通过这些文化内涵诠释了民间神话的独特价值。

　　“沙壹创世”的启示寓意

　　关于“沧怒之上的人文始祖”——沙壹，在人类文明的演进史中，从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的阶段，通常是人类社会私有制形成的重要时期，同时也是奴隶制国家雏形或部落联盟制国家意识形态觉醒的重要时期。

　　沙壹作为澜沧江流域的区域性氏族“老祖母”，她因所处于氏族过渡与转型阶段而载入史册，但这个“她”却未必真正指某一个具体的个人，其更有可能是某一个族群女性始祖的象征。换句话说，是一个氏族中的女性长者带着一个由若干男女聚合的族群，她们在物质已经极大丰富、私有制也即将形成的情况下，逐渐把氏族管理的权利交接给氏族中挑选出的一位男性王权拥有者的过程。这个过程当然不会是突然发生的，它似乎是一个族群与另一个族群融合并实现权利过渡的漫长的过程。它通常会发生在人类社会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或者更晚时期。人类社会从旧石器时代过渡到新石器时代，特别是到了新石器时代的末期，农业和畜牧业势必替代采摘和渔猎业，成为人类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这一时期，男性的劳动由狩猎和捕鱼转向农业和家畜饲养业，逐渐压缩了原先由女性从事采摘的经济领域。由于经济地位的变化，父权制也逐渐取代了母权制，男性开始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占据统治地位，子女的归属和财产的继承也逐渐转向父系一边。这也就成为了传说中多子多福的“老祖母沙壹”把管理氏族的权利逐步交接给了自己的儿子——首任哀牢王“九隆”的故事梗概。

　　同时，东汉时期杨终所作之《哀牢传》与后世史家记述的一些资料，宋代张道宗《纪古滇说集》、元代的《白国因由》、元末明初的民间野史《白古通记》、明代杨鼐编撰的《南诏通记》等都有关于沙壹是“摩梨羌”的记载。从上述诸多史料中，可看到“其先有郡人‘蒙迦独’，其妻‘摩梨羌’沙壹”等表述当为澜沧江东岸之“羌人”族群，后因越过澜沧江而抵达“牢山”渔猎，夫独出捕渔而亡，沙壹前往寻找而于大泽之中相遇“木龙”，其后则种族繁衍、支系兴旺——其实，这里面讲述的正是女性“羌人”族群与男性濮人族群相遇于保山坝，而后诞生了新的族系“九隆族群”，并因此建立了“阿佬国”——哀牢国。这一时期应该为澜沧江流域中新石器时代延续的末期，它完整地反映了古代澜沧江畔，以濮族“木龙”为男姓始祖与氐羌（摩梨羌）“沙壹”为女姓始祖在这一阶段对偶婚姻关系的确立与形成。这也正是数千年之后，在公元738年时，南诏国在大理巍山兴起阶段，南诏王族系“自言哀牢之后”的族群源头所在。

　　事实上，这些从史书上得出来的结论，在近年发掘出土的昌宁县大甸山文物考古中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印证。翻阅《哀牢故地——昌宁县采集的青铜遗物》一文，考古专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大甸山墓地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一种云南地区首次发现的埋葬形制“斜坡土洞葬”，其出土形制和随葬品被归为“澜沧江中下游类型”，被认定为“哀牢夷”濮人遗存。而与此同时，大甸山墓地的同时期周边还发掘出了三座陶器火葬墓，具有明显的羌人火葬特征。这即可说明羌人与濮人有早期的距今约3000年前的文化共存关系。

　　九隆神话是濮越族系各民族共同的族源神话。至今，白族、布朗族、德昂族等少数民族仍将九隆看作他们的民族始祖。民间口述文学《九隆神话》于2013年11月被云南省人民政府正式公布为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沙壹手触沉木若有感”这一远古传说得以经久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