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廖圣清 云南大学新闻学院(南亚东南亚国际传播学院)院长、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随着数字化进程加快,媒介环境更迭,传播方式变迁,传播格局不断变革,舆论环境纷繁复杂,新闻舆论工作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新闻工作者必须在牢牢坚持党性原则,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基础上,以科学研究为出发点,善于使用新方法,积极把握舆论规律,学好用好新技术,不断深化媒体融合,融会新理念,加强舆论治理和引导,推动主流媒体的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不断增强,让主流舆论有力,让舆论环境聚力,推动构建南亚东南亚信息辐射中心,让世界听到强有力的中国声音。
舆论环境
——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基石
推进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营造良好正向的舆论环境至为重要。一方面,舆论环境是现实环境的反映,汇聚着民意与民情,是了解、把握国内与南亚东南亚民众意见、态度、情绪的重要窗口;另一方面,舆论环境能够通过影响民众的认知,进而转化为实际行动,作用于国内与南亚东南亚现实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环境,为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提供舆论环境依据。
舆论通常被界定为“一定范围内的多数人的意见;有时也特指大众传播媒体发表的意见,媒体被视为舆论的承载者”。舆论包含着3个关键的组成要素,即谁表达的(舆论的主体)、表达了什么(舆论的本体)以及经由什么渠道表达的(舆论的载体)。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更新迭代,当下的舆论环境,是一个日益复杂的“大舆论场”,呈现舆论主体多元化、舆论本体复杂化与舆论载体多样化的特点。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能否产生实际的效果与真正的价值,有赖于正确和有力的舆论引导,以及整体性、良好舆论环境的塑造。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已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认同,写入联合国决议。中国—南亚东南亚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是亚洲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命运共同体的建设,需要多方努力推动由理念转化为行动、由愿景转变为现实。为此,主流媒体应主动承担责任、发挥作用。诚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走的是正路、行的是大道,这是主流媒体的历史机遇,必须增强底气、鼓起士气,坚持不懈讲好中国故事,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相适应的国际话语权。”
构建南亚东南亚命运共同体,从根本上来说,是构建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的“利益共同体”“价值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在以国家利益为主导的现代国际关系中,“利益共同体”是南亚东南亚命运共同体的基础。在促进区域内要素的有序自由流动和资源的高效配置的过程中,主流媒体在其中扮演着促进信息传播、发展经济合作的重要作用。
南亚东南亚命运共同体,也是一种“价值共同体”。中国与南亚东南亚之间的文缘相融,是构建南亚东南亚命运共同体的先天优势。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的重要组成内容是人文交流,只有通过中国声音、中国文化的传出和南亚东南亚声音、文化的传进,方能更好地破除文化差异带来的阻力和障碍,实现文化互鉴、民意相通。
南亚东南亚命运共同体,还是一个“责任共同体”。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共同承担着维护双边安全与稳定、社会和谐的重要责任。在动荡的世界变革时期,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是推动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各国共同参与全球治理,以负责任的精神共商、共建、共享的桥梁。
科学研究
——舆论环境建构的助推器
面对新闻舆论工作的新挑战,以科学研究为出发点,使用新方法,掌握新技术,融会新理念,推动主流媒体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不断增强,让主流舆论有力,让舆论环境聚力,推动构建南亚东南亚信息辐射中心。
科学研究与主流媒体舆论传播力。提升主流媒体的传播力,既体现在传播广度上,也体现在传播精度上。把正确的舆论声音扩散出去,需要主流媒体了解传播结构,提升传播力度,深化传播效果。伴随互联网的发展,信息传播模式发生巨大变革,从地理空间聚合到以细分网站和社会化媒体为代表的网络空间,新的“传播网络”得以形成。信息被生产、讨论并传播扩散,不断衍生的舆论成为推动社会事件得以解决的关键力量;同时,也催生了“谣言”、“信息过载”、群体极化等信息传播负效应,主流媒体传播力的提升成为至关重要的因素。社会信息传播互动构成传播网络,不同媒介之间的信息传播形成了复合型网络,了解、把握网络结构,是当下提升主流媒体传播力、引导网络舆论的关键。为此,需要研究、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确定网络、节点的各种属性,通过模型推演、仿真计算,有力解释和预测新闻信息扩散的行为规律及其动力机制,提升传播广度。此外,以受众为中心,研究节点传播行为对信息传播网络的影响,如对转发行为的预测、对文本喜好的预测、对信息影响的预测,为主流媒体提升传播精度提供理论依据。
科学研究与主流媒体舆论引导力。“牢牢掌握舆论场主动权和主导权。”主流媒体舆论引导力的增强,不仅要始终坚持和传播主流思想,还要善于通过议题设置,疏导公众分歧,塑造社会共识,为此,需要科学研究。首先,从媒体“告诉公众想什么”“告诉公众怎么想”入手,研究媒体如何通过议题设置,影响公众对相关问题的关注、认知和态度。其次,从媒体关系入手,研究媒介间议程设置理论,考察不同新闻媒体如何相互影响彼此议题的关注度,产生“共鸣效果”,塑造社会共识。主流媒体议程设置不仅影响着公众舆论,对其公信力也影响重大,议程设置理论研究可为主流媒体提升舆论引导力提供思路,让舆论促进凝聚力、塑造社会共识有迹可循。
科学研究与主流媒体舆论影响力。在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四力”中,影响力是基础,更是目标。主流媒体舆论影响力,是传播效果的体现,也是传播能力的根本,是主流媒体对受众认知、态度、情感和行为影响的反映。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社交媒体时代,尤其是进入后真相时代,“情绪和意见比事实更具影响力”,新的舆论场中,极端情绪、激进观点、群体极化,日渐普遍。当下尤需从认知神经科学的角度,使用自然语言处理方法对社交媒体中的文本数据进行挖掘,探究公众的信息需求,研究人们的信息处理机制,通过数字痕迹分析预测舆论演化,不断探求更迭的舆论规律,这也是提升主流媒体舆论影响力的关键所在。使用科学方法,开展舆论科学研究,探究舆论形成、公共领域内的思想交流、意见领袖和大众之间的关系,以及公众注意力的动态演化等舆论传播问题,势必会为提升主流媒体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提供更为丰富的理论支撑,切实成为构建良好舆论环境的助推器。
方法路径
——主流媒体舆论发声的扩音器
推进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重点在于发挥主流媒体的社会影响力,将其建设成为南亚东南亚信息传播网络的中心,进而成为舆论引导的主力军、舆论交汇的平台。
主流媒体是南亚东南亚舆论传播中心。2021年末,中老铁路的开通,让云南与南亚东南亚的物质流通网络更为紧密。云南对南亚东南亚信息辐射中心的建设,首要路径是健全信息传播网络,将主流媒体建设成为网络中心,扩展中国话语的国际影响力。云南毗邻南亚东南亚,主流媒体具有天然的接近性和影响力,能够成为信息传播网络的中心。南亚东南亚有10余个国家,超过一百个民族,仅以宏观语系划分,就有汉藏、印欧、南亚、南岛诸语系,其中使用较多的语言,包括英语、印地语、乌尔都语和泰语等。通过业界与学界的合作,借助人工智能的语言识别与翻译技术,主流媒体快速、高效、准确地制作多语种新闻信息,媒体矩阵应努力覆盖所有使用人数超过1000万人的语言,满足国外民众的信息需求,并成为信息传播的中心节点。
同时,基于南亚东南亚各国的社会民情,在尊重当地习俗与话语方式、遵循舆论规律的前提下,扩大主流媒体的传播范围,尤其是增加新闻的到达率、点击率与完播率。目前,短视频全球流行,可以尝试采用这一广受欢迎的媒体形式,以群众喜闻乐见的、较为轻松的内容,吸引当地人的关注,打破媒体形态和功能上的隔离,在内容、渠道和管理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融合;不断尝试新型新闻产品,开发具有中国特色的融媒体、契合所在国国情的特色区域服务,避免目标受众对中国主流媒体产生逆反心理。
此外,中国主流媒体应拓展与南亚东南亚国家媒体的合作,改革和完善合作、交流的体制、机制,建立相互之间的完备信息交换网络,破除依赖西方媒体的局面,改善国际新闻流动的方向与质量,同频共振、同向发力,实现不同媒介渠道和平台资源、新闻生产要素的有效融合,在建设媒体信息传播网络的同时,构建新闻生产的合作、交流的网络以及民间的人际传播网络。
主流媒体是南亚东南亚舆论引导主力军。因为多元利益的影响,舆论冲突在所难免。作为舆论引导主力军的主流媒体,应积极进入南亚东南亚舆论“主战场”,对涉外舆论以及国外对华舆论进行及时、精准有效的把控与引导。第一,直面舆论冲突。国家之间会存在实际的或潜在的利益冲突。主流媒体应根据国家政策和媒体原则,在舆论冲突中,增加信息输出,逐步降低冲突的强度与烈度,并最终消弭冲突。第二,引导舆论方向。舆论冲突不仅源于利益,也可能来自人们的观念对立或文化差别。南亚东南亚有着为数不少的华人以及华文媒体,具有语言上的接近性,加之儒家文化与佛教的影响,同时也具有文化上的相似性,主流媒体应积极布局,在重大的媒介事件与媒介仪式中,为中国创造有利的舆论环境。第三,影响意见领袖。虽然今天的信息是自由流动的,但是大多数人仍然受意见领袖的影响而形成自己的观点。南亚东南亚有为数不少的意见领袖,他们在推特等社会化媒体上有为数众多的关注者,是舆论形成、传播的重要推动者。主流媒体应以协商、合作的方式,与之进行有效沟通。第四,寻找凝聚共识。周恩来总理在万隆曾提出著名的“求同存异”方针。在南亚东南亚舆论引导中,主流媒体需要进行开放性、目标性、建设性的沟通,获得共识。舆论是由不同利益团体的主张所构成的,主流媒体可从探索“最大公约数”和“最小公倍数”的角度,从正义论的媒介伦理出发,洞察事实、消除盲区,从共同的未来愿景中,获得南亚东南亚最广大群体的认同。
主流媒体是南亚东南亚舆论交汇平台。南亚东南亚具有地缘政治的重要性、商务贸易的开放性以及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其形成的舆论复杂而又多元,其内部因历史遗留的民族、宗教、领土等矛盾长期存在。中国主流媒体需要广泛反映南亚东南亚民众的态度、立场和观点,成为舆论交汇的平台。
处在全球十字路口的南亚东南亚,数千年来一直是“全球性的”,在很大程度上,通过与外部世界的接触,以及选择性地将外国元素融入自身文化,融合形成南亚东南亚文化特征。南亚东南亚各国的经济也存在巨大差异。同时,网络“信息茧房”所导致的价值观念圈层化,以及世界舆论中心的争夺日趋激烈。对于涉南亚东南亚舆论,作为社会压力的减压阀和社会情绪的调节器,主流媒体需要从国家安全的战略层面,构建社会责任传播制度,规范传播秩序,让网络空间清朗起来。针对多元主体的舆论形态,主流媒体应着力于协同共治,凭借其自身的专业性和权威性,建立并维护具有包容性、差异性、多样性的互联网内容生态,扩大主流价值的影响力范围,构建由信息发布和民意回应构成的舆论交流平台,引导民众理性、成熟、平和地发表观点,并形成有利于南亚东南亚发展的舆论环境。
回应新时代对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要求,作为舆论阵地第一线的云南主流媒体,要在遵循舆论规律的基础上提升效能,守正创新,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成为正论、正信的倍增器,推动中外交流与社会进步。
(责任编辑 刘祥元 余国鹏)
2022年第3期《社会主义论坛》“日新论坛”